曾巩是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世称“南丰先生”,接下来小编讲讲他的一些故事。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可能是因为缺少些大众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作品，曾巩在后世的名气，比同属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要弱一些，生平事迹也不像他们那样广为人知。其实，曾巩在北宋年间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不但是一位文学家、史学家，更是一位能臣、实干家，有不少出奇出彩的事。
愿当打工仔，幸福全家人。曾巩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8岁时母亲病故，18岁时父亲被罢官，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被切断，养家的重任一下子落在了曾巩的肩上。他上有90多岁的祖母，下有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而父亲和唯一的兄长身体都不好，解决一大家人的吃饭问题，成了比读书科考更重要的头等大事。
曾巩只好放下书本，四处打工赚钱，跑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后来曾巩曾在一篇文章里描述那种感受,“凡是人世间难见的、吃不着的苦我全都吃过了,日夜兼程就是为了全家人的一口饭”。就在曾巩为生活所迫，感觉压力山大的时候，父亲突然接到朝廷让他进京的诏书。曾巩陪父亲来到京城，没想到的是，父亲年事已高，惊喜之下竟乐极生悲，突然亡故。曾巩在京城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最后靠着退休宰相杜衍的帮助，才将父亲运回家安葬。父亲死后，曾巩对继母更加孝敬，精心抚育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弟妹们的读书、入仕和婚嫁，全都由曾巩一手操办。
年少成名，但科考路漫漫。曾巩的祖父、父亲都是进士出身，属于学者型的官员，曾巩从小受到熏陶，喜欢读书，才思敏捷，12岁时提笔立成《六论》，名噪一时。18岁时他陪父亲进京，与王安石结为挚友，并因文获得了文坛泰斗欧阳修的赏识，与杜衍、范仲淹等名士也有书信来往，议论时政，切磋诗文，在名人圈的带动下，曾巩也渐渐地名闻天下。
但宋朝读书人光有名气是不够的，终究还要迈过科举入仕的门槛。曾巩擅长时政策论，对科考应试的文章并不拿手，所以被科考门槛“绊”了好几下，他从18岁到39岁，21年间经历了三次科考，最终才在欧阳修的提携下考中进士。当然21年间宋朝科考不只三次，但曾巩有养家重任，并不是每次都能参加。公元1057年，曾巩第三次科考时，还有弟弟、妹婿等5人一起参加，全都高中，“一门六进士”一时轰动朝野。
当官不与民争利。曾巩科举入仕后，有10多年时间在基层州县任职，为当地做了很多实事好事，很受老百姓爱戴。他担任福州府知州时，面对治安混乱的局面，剿抚并用，恩威并施，很快安定了社会秩序。知州衙门后院有一块很大的菜地，卖菜挣得钱全部归州官所有，用以补贴公用，一年有三四十万(相当今天40万元)的收入，以前的知州都坦然笑纳。但曾巩了解到：州府卖菜，夺了菜农的饭碗，使他们生活困难。“官府不能与百姓争利!”曾巩果断取消了这项收入，菜农们欢呼雀跃。
让和尚们推举寺院方丈。福州是东南佛教重地，有大量的佛寺禅院。因为赋税轻等原因，寺院很富，一时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很多人的理想，寺庙方丈更是竞争激烈。因为当时寺庙方丈需要地方长官任命，和尚们就纷纷巴结官府，贿赂官员，把福州府弄得乌烟瘴气。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邪气，曾巩意识超前，在寺院施行了直接选举，让和尚们不记名投票推举方丈，并将推选出来的和尚造册上报政府，然后按照顺序，依次递补就任方丈。同时，曾巩坚决取缔了两所与豪门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的寺庙，逮捕了一批恶徒与不法僧侣，福州佛教界风气为之一新。
推行新法，倡导“节约为理财之要”。曾巩在福州干了13个月，将福州府治理得井井有条。随后调任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再改任亳州(今安徽亳州)知州。公元1080年，曾巩又调任沧州(今河北沧州)知州，上任途经京城开封时，被宋神宗召见，神宗皇帝对曾巩“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就将他留在了京师任职，主管修史和礼仪之事，曾巩终于由地方官变成了京官。公元1082年，曾巩继母病逝，他辞官守孝，次年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病逝。
曾巩一生先后在七八个州当过官，他满腹诗书，从政却没有书生气，而是很贴地气、务实能干。他大力推行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因地制宜加以实施，整顿吏治、平反冤狱、打击豪强、维护治安、发展农桑、救灾防疫、兴办学校，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很多百姓紧闭城门，流泪挽留，不愿意他离开。
擅文能诗，挽救保护文化遗产。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散文成就极高，内容广泛、主题突出，义理精深、语言凝练，平实质朴、温厚典雅。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除了散文，曾巩也能写诗，七绝成就最高，他的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曾在京城馆阁干过九年的校理工作，经他校定的古籍有《梁书》《战国策》《陈书》《烈女传》《新序》《说苑》《徐干中论》《李白诗集》《唐令》《礼阁新仪》等十几种，为挽救和保存我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