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迹
清寒家世 苦学成名
章乃器原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的乡绅之家里。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举人，为浙东名士，擅诗文书法。为人急公好义，济困扶危。父亲章炯，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做过几任小官，后一直赋闲家居。章乃器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章乃器少年时代受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的大哥章培参加了革命军，章乃器当时还在丽水县上学，应大哥之召，毅然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飞行营当了一名学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飞行营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继续求学。但到达省城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座学校。他原来的理想是当发明家，这件事却无意中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方向。在商校学习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况愈下，负担不起学费。但他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终于靠奖学金完成了学业。1918年从商校毕业后，他本想继续求学，但学费无着，不得不走上谋生之路。经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到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翌年他辞职北上，到北京谋生。在经历了几度失业的困苦之后，章乃器于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营业部科员，生活才相对稳定。章乃器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每天在灯火黄昏中苦读到深夜，数年如一日。他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才干相成并长，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在银行界崭露头角。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对他十分器重，由于李、陈的识拔，章乃器逐步擢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副总经理，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征信所采取会员制，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他提出：“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调查程序，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门人才，除逐日向会员提供市场报告外，还根据会员的委托，提供专项的调查服务。中国征信所以高效、优质的服务，一举挤垮了四家外国人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该所出版的《行名录》，内容详尽、印刷精美，压倒了英人《字林西报》出版了几十年的《行名录》。
章乃器这些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业绩，也使他赢得了社会声誉和地位。他相继受聘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等高等院校。1936年，章乃器的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出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
作为民族工商业的代言人，章乃器主张实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用统制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主张“废两改元”，废除各种封建性的和殖民地化的货币，实现币制的统一;他分析了列强为夺取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而发动的货币战争，反对中国加入英镑、美元等外币集团，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和稳定的货币价值”。
章乃器强调信用事业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首倡“信用膨胀”说。主张“以稳健的扩张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手段”，提出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由华商银行“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可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使呆滞的“账面债权”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在章乃器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于1933年成立了上海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
救国无罪 名垂史册
章乃器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先知先觉型的思想家，在三十年代就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早在北京任职时，他亲身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与民主”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信条。他早年信仰进化论和三民主义，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宁愿做三民主义的“居士”而不做“和尚”，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的立场。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章乃器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活动，讨论时局和救亡的方针，这个小组就是救国会的前身。他还在1934年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共同发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章读后深为赞赏，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大量翻印散发。同年12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章乃器等在原十人小组的基础上，公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这两个组织的常务委员，分管财务和宣传。他才思敏捷，文辞犀利，所撰《四年间的清算》、《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给青年们》等政论有血有肉，脍炙人口。救国会的大多数文件也都出自他的手笔，被同人们誉为“宣言专家”。1936年5月31日，全国20余省市的60多位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 被推为常务委员。会议通过的宣言批评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提出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等主张。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共同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表示赞同中共“八一宣言”中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合作抗日。8月10日和9月18日，毛泽东两次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章、陶、邹、沈，对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希望与救国会“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上海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安。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先后亲自出面设宴，对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所动。由于章乃器是救国会的实际负责人，吴铁城转而威胁浙江实业银行，要求李铭辞退章乃器，企图以此手段瓦解救国会。李铭拟由银行出资安排章乃器赴英留学作为转寰，但章乃器认为救国会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业，既然救国与职业不能两全，便毅然当场辞职，亲手敲碎了被人视为“金饭碗”的银行副经理职务。事实上他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支付救国会的经费，他用光了自己的积蓄，卖掉了洋房，赁屋而居。从银行辞职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诱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将“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列为兵谏的八项主张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也提出了释放救国会领袖的要求，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七君子”在狱中大义凛然，坚决拒绝声明悔过。他们义正辞严地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史册。”在1937年6月11日开始的“苏州审判”中，“七君子”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法庭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章乃器在法庭答辩中宣称：“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主张抗日的义务。”救国有罪的冤狱在国内外激起了极大义愤，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社会上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亲赴法院，请求与沈、章等一并羁押。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也纷起营救。
改革财政 团结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司法当局不得不同意将“七君子”释放。1937年7月31日，他们结束了八个月的牢狱生活，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光荣出狱。章乃器出狱后继续从事救亡活动。他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及徐新六、王芸生、卢广绵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发展战时生产和就业。他还撰写了《抗日必胜论》、《民众基本论》，批驳各种“亡国论”，提出“武器的力量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这些观点，后来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所采用。“八一三”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章乃器撤退到香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邀请他前往安徽前线工作，他立即表示同意。途经武汉时，章乃器到中共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周嘱托他到安徽后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方针，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章乃器在1938年春到达安徽。当时的安徽省政权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由国民党桂系的李宗仁任省主席(不久改为廖磊)，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狄超白及进步人士朱蕴山、余亚农等都在这里工作。李宗仁原拟安排章乃器出任省政府秘书长，但蒋介石不同意，只好改任省动员委员会秘书，不久又任命他为省政府财政厅长。安徽的不少地区此时已相继沦陷，财政捉襟见肘，濒于崩溃。章乃器接掌财政厅，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方针，大刀阔斧地革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并通过统一税收、发行辅币及在敌占区与我区之间创设货物检查税等措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使省财政变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义和反共立场。他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努力协助新四军，他以统一财政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并多次派人给新四军送去金鸡纳霜等大批急需药品。章乃器为了培养财经干部，举办了几期财会讲习班，由于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少进步青年慕名前往。这批干部在章乃器离开安徽后，大部分转入新四军工作。解放后，不少人还担任了财经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后来毛泽东与章乃器会面时，当面感谢他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做了好事。章乃器在安徽理财成绩斐然，他的老同学陈诚向蒋介石建议重用他，以整顿不景气的大后方经济。蒋在武汉召见章乃器，提出要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他当场谢绝了。蒋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大员轮番挽留，都未奏效。不久安徽的CC派方治等又编造了“章乃器在安徽搞武装”的谣言，引起蒋的疑忌，于是使出“调虎离山计”，电召章“赴渝述职”;章乃器于1939年6月到达重庆时后，蒋又下令“免职另候任用”。此后蒋又几次试图重用章，但都被他拒绝了。
捍卫民族工业
谋求民主建国章乃器到重庆之后，发现救国会内部矛盾很多。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其中有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的条款，一时舆论哗然。章乃器与救国会领导人签署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抗议，后来救国会又要收回此信，章不同意这样做，便脱离了救国会。他深感“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章乃器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他在重庆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兴办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后又创办上川企业公司，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并在抗战胜利后与昆仑影片公司合作，投资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影片。他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同时又是国货厂商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以及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他与吴蕴初等创办了民族工商业界的思想库--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官僚资本压迫民族工业的政策，为挽救中国民族工业奔走呼号。
章乃器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论恶性膨胀》、《物价问题的症结》、《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等文章，反对官僚资本和投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脉，主张冻结游资、规定法币使用限额、推广票据流通;对国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证券和债券等财产实行总登记。他要求“消灭秘密财产制度”，主张对官僚资本在国内外的财产进行调查，并依法课税。 章乃器认为，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国家在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同时，不应反对在平等的原则下有计划地吸收外资。他说：“自然最好的办法是借外债，聘请外国技师，以至购买外国的专利，而不必让外人设厂。但如不可能，让外人设厂总比没有好。外人投资设厂自然要采取特许制。要订立合同，规定年限，还要附带在一定时间以内以技术传授国人的条款。特许经营的项目，限于我们无法经营，或虽能经营而质量却离必须的水准太远的事业。我们要防止不合理的国际竞争，然而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我们不能盲目让外厂自由发展，也不能盲目地反对外厂。”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主浪潮高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曾三度与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会见。1945年12月，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成立由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建国会。章乃器为民建起草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各种文件，以“不右倾，不左袒”为揭橥，政纲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认定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政纲还提出“经济民主”的概念，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除保护劳工及防止独占法律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为防止家长制和个人独裁，民建的组织原则“不采取领袖制”;这些在中国的政党中都是独具特色的。1946年春，特务暴徒在重庆制造了著名的“较场口血案”。章乃器出面与特务交涉，首先被打，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多人被殴伤。血案发生后，章乃器等立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血案真相，指出“光明终要战胜黑暗”，表达了为民主而奋斗的决心。章乃器在为民建起草的各种文件和声明中，坚持争民主、反内战的正义立场，反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战。
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他在港发表《乾纲重振》、《新的转捩点》等文章，表达了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向往新中国的信念。1948年5月，章乃器等民建在港理监事发表声明，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在港共同发表的宣言文件，大部分是他起草的。年底，章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他在香港创立的港九地产公司正蒸蒸日上。但他以国事为重，毅然束装北上，舍弃了个人的事业。
章乃器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秘密乘坐苏联货轮，于1949年1月到达东北解放区;不久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他亲眼见到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写下《人民的东北》、《平津工商业的新生》等文章，热情讴歌新社会。他曾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在1949年9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的任务》的发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事业，积累资本，准备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消灭自己的阶级，“同为新社会快乐自由的主人”。在历史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还是第一次。解放后，他还将自己收藏的约两千件文物精华，无偿捐献给国家。五、 实践检查真理 时间解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章乃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等职。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曾向周恩来建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向陈云提出打击上海投机狂潮、解决南北物资运输等建议，均被党中央所采纳，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对于建立和健全财政金融体制、会计制度，调动民族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以发展生产等问题，他都提出了不少极有见地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章乃器出任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长。他积极参与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xs粮票制度，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历代政府都难以解决的吃饭问题，对保障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张建立储备粮制度以备粮荒;制定了科学的粮食生产标准和严格的储运管理体制;对于国家在粮食价格上的政策性补贴，他反对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确立了经济核算制，批判了供给制思想，使粮食部门扭亏为盈，开始向国家上缴利润。章乃器的工作多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 章乃器在解放后担任民建副主任委员，并与陈叔通、李维汉共同负责筹创全国工商联，全国工商联成立后，他担任副主任委员。他在工作中，对一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探讨，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他不赞成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不赞成因强调政治标准而埋没业务人才，主张发挥工商业者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以党代政、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他也很早就提出了批评。有些观点虽然引发了争议，但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和是非问题 在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中，章乃器遭到错误的批判。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划为“右派”，撤消了部长职务。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向他提出，如愿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章乃器表示，当年是为爱国理想而来，不管境遇如何，都不愿违背初衷而去。他在1962年曾以政协提案方式为自己的问题申诉，被指为刮翻案风，翌年被撤消政协委员职务，并被开除了民建会籍。有人还制造了一起上川企业公司的清算纠纷案件，不公正地剥夺了他的大部分财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70岁的章乃器遭到残酷迫害，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许多人当场丧生，但他凭着平素练就的气功活了下来，并绝食八天进行抗议。其后他被扫地出门，赶到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楼中居住。章乃器靠气功自疗好全身的伤痛，自己买菜做饭;他在逆境中仍保持乐观，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他自撰联语：“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并写下了《七十自述》等不少有价值的回忆录。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章乃器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问题，受到了重视。陈云、张劲夫等代表党中央与他谈话，同年4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实上章从未承认自己是右派)，并准备安排他担任财政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但由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未能实现。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岁。1980年6月，他的右派错案得到改正。章乃器的一生历尽艰辛和磨难，但他始终坚持爱国的信念和敢于讲真话的精神，保持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经叔平在纪念章先生时指出：“章乃器先生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勇于追求真理，乐于无私奉献，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他的一生令人敬仰，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生平轶闻
对联故事
章乃器从小聪明好学。10岁那年，他在家乡东源看了《风波亭》这出戏，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忠奸良莠，十分痛恨秦桧夫妇陷害岳飞。与小伙伴们一起，用稻草扎了秦桧夫妇，模仿大人的样子弯弓投射。他祖父章楷先生见后，顺口道：“箭射秦桧。”章乃器不假思索地和道：“笔赞岳飞。”祖父点点头，说：“箭射秦桧奸贼。”章乃器马上答道：“笔赞岳飞忠臣。”祖父又说：“箭射秦桧，奸贼遗臭万年。”章乃器朗声答道：“笔赞岳飞，忠臣流芳百世。”
1957年，章乃器被错划为“右派”。但他仍以国家民族为念，真诚地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为此他写了一副自题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后来，此联被许多地方的章姓宗祠用作通用联，广为流传)。“文革”中，章乃器遭到残酷迫害。平时，他自己买菜做饭，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于是又自撰联语：“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妙解“金融”
1935年秋，章乃器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中国财政”等课程。当讲到“金融”的含义时，章乃器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烧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腾沸洋溢，反而浇灭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形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话音刚落，教室里就像开了锅似的，学生们一个个兴奋难抑。
妙揭贪官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针对当时国民党官场上众多贪官污吏趁国难之机，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等劣行，章乃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铲除贪污”等四项重大措施。在下属的举报下，省教育厅长杨廉、建设厅长刘式庵等一批有贪污劣迹的官员或被逮捕法办，或闻风而逃，但仍有少数贪官铤而走险，继续贪赃枉法。有一次，省政府召开全体要员会议。轮到章乃器发言时，他突然一语惊四座：“章某预言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中国人是打不死的。”众人问章厅长何以出此高论，章乃器指着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丘国珍，幽默地说道：“诸位请向丘处长请教，丘处长能使死人复生。”众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丘国珍亦不知章乃器话中所指为何。此时，章乃器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花名册，说道：“诸位请看，花名册中的这些人都已阵亡，现皆已复生。此乃丘处长之功德!”原来，丘国珍将一些阵亡士兵的名字依然造册上报，自己借此吃“空额”军饷。此事原来一直无人知晓。有一次，章乃器到财务处查阅账本，发现保安处上报的花名册中有几位是报纸上公布的阵亡人员，遂找来阵亡士兵名录核对，于是真相大白。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丘国珍很快就被调离了省政府，并受到降职处分。
“一字师”
1943年9月，晋察冀边区抗日宣传小分队19岁的曹火星，来到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即今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从事音乐创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借用当地民间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谱写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歌曲。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曲原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中的“新”字的增添则与章乃器有关。
那是1948年12月，应中共中央电邀，章乃器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30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7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后，他们被安排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等地的工厂、农村和学校。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优美的歌声深深地震撼着章乃器的心灵。然而，在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句歌词时，一向办事认真的章乃器深思起来。他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应该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的，在歌曲中应该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来的。他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并解释说：“总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的，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比较恰当，也才客观准确。从道理上讲得通，还可以表明新旧中国的不同。”他这一番话得到了在场人们的赞许。大家按照他的建议一唱，果然好，不但增加了气魄和自豪感，还使词曲更为和谐。他的提议很快被有关部门反映给中共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越唱越响亮，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直到如今，它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章乃器也得以做了一回“一字师”。
“我不会歪曲历史”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章乃器被打为“右派”。后来，章乃器被赶出了北京朝阳门外的小公寓，迁入东郊呼家楼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间不到12平方的小屋里度日。小屋的门终日敞开着，好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几个挟着公文包的大汉来到小屋，气势汹汹地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说罢，来人拿出一打纸，摔在章乃器面前。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仰天大笑：“到底我还是社会主义公民。不实事求是，连做公民的资格也没有。”来人色厉内荏：“太猖狂了。”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人物故居
章乃器故居，位于浙江省青田县境内。章乃器少年时代在青田小源度过，故居惜被火焚，但其祖坟保留完好，当地还有章乃器亲手栽培的大叶广玉兰、桂花树、枫香等三棵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