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温暖的品质，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堪，仍然心怀光明的希望。
学者戴君仁说：
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一浮。
读懂马一浮，
才能懂得在全民西化的年代，
一介书生坚守传统文化所需要的信仰和勇气。
1888年，6岁的马一浮跟随父母从成都返回浙江绍兴。
回家后，父母为了培养孩子，
就请了颇有名望的举人郑墨田做他的老师。
谁知道，郑墨田只教了一年就不干了。
家人以为是马一浮调皮捣蛋，不肯上进，
于是极力的挽留。
但是郑墨田坚决辞职，并说出了原因：
这孩子我已经教不了了，我会的他都会了。
他的母亲不相信，于是就想考一考儿子的才学，
随手指着一朵菊花，让他用“麻字韵”作诗。
他俯身采下一朵菊花，张口就来：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
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从此，神童之名传遍绍兴，
父母也不再为他请老师，而是任由他自学。
1898年，马一浮考中了秀才，位列第一名。
浙江的名流汤寿潜听说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
并主动把女儿汤孝愍嫁给了他。
考得功名、迎娶白富美，
马一浮在16岁那年，春风得意。
然而3年之后，他就重重的摔了下来。
先是父亲重病去世，
接着妻子也香消玉殒，
马一浮的人生一片灰暗。
虽然和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只有3年，
但是他的心早已经随妻子而去，
他发誓：我要从一而终，从此以后不再娶别人。
直到85岁去世，他没有再与任何女性有牵连，
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书。
信守誓言、身体力行，真大丈夫也。
二
很多人以为，马一浮既然是儒学宗师，
那肯定是不知世界变化的老古板。
其实，他却是最早出国留学的那批人，
不仅精通儒学，西方文化也了如指掌。
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的打击后，
马一浮深刻的意识到，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灾难。
只有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
才能强国强种。
1902年，他和谢无量一起来到上海学习，
在这里，废寝忘食的学习了英文、拉丁文，
并且在第二年被录取成为翻译，
跟随中国代表团去美国参加第十二届世博会。
到达美国后，除了干好世博会的工作，
马一浮一心想着学好西方的学问。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
他就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斯宾塞、黑格尔、达尔文等等欧洲大文豪的作品，
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
《法国革命史》、《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
有一天，他感冒了，还发着烧，
浑浑噩噩的走进了一家书店，
看到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
拿起来一读，顿时高兴的连生病都忘记了，
赶紧把书买回家，潜心研读。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下午我得到《资本论》一册，
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
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马一浮成为第一个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的人。
那时候的美国还不是今日的美帝，
它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马一浮来到美国，心情是雀跃的，
但不久后，他就发现：
本以为是文明的国家，却专制而野蛮。
他在日记中说：
“美国规定，华商参加世博会，必须每个人缴纳500美金。
到了会场，就不能出去一步，
而且白种人的上等俱乐部一概不准进入”。
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
在圣路易斯大学，
学校以“是否应该分割中国”当做演讲的题目，
让学生们争论;
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也被描绘成无赖。
这一切，都让马一浮愤怒而又无奈。
在美国的经历，在马一浮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这使得他明白，西方的文明终究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
而不关心人身心上的修养，
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才是中国人应该追求的。
三
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
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
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
读到马先生的年龄，
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多。”
1905年，在清政府废除科举全力改革之时，
有追求的进步青年无不向往着出国，
学习西方文化。
而早已出国留学过的马一浮，
却脱下西装领带，穿起了长衫，
在举国嚣然的声音中，
独自走向了西湖边的文澜阁，
这里有清朝皇家所收藏的完整的《四库全书》。
在看明白了所谓西方文明后，
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背对众生的读书路。
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他抛弃了一切。
每天早上开馆，他就在来了;
到了晚上闭馆了，他还舍不得走;
晚上回到家，他还要做读书笔记。
他认为吃饭也浪费时间了，
于是就想了个办法。
他带了个小炉子到文澜阁，
底下点着油灯，炉子上架着小锅，
他在煮豆腐。
等到读完一卷书，这锅豆腐也就熟了。
一小锅豆腐，就当了午餐。
吃完豆腐，继续读书。
就在这间破败的禅房里，
他读完了文澜阁的三万六千多册《四库全书》，
并读了历朝诸子文章七千多册，
写下了《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
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马一浮博览群书，
这使得他虽居陋室，却名满天下。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占领浙江。
一天，孙传芳专程到马一浮家拜访，
马一浮知道来访者是孙传芳，立即表示不见。
家人考虑到孙传芳当时的权势，
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
马一浮果断的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孙传芳无奈，只好悻悻而返。
给孙传芳吃闭门羹，可以理解，
但蔡元培、陈大奇、竺可桢先后给他发出Offer，
请他出山任教，
他还是一句话就把人家怼了回去：
只闻来学，未闻往教。
他心中想的，还是传播中国的学问，
拒绝三位校长的邀请，
因为自己与他们的理念不合。
四
“他是20世纪初，
中国涌现的众多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学子中，
早早回归传统的一位”。
在那个年代，连鲁迅都说：“线装书都是有毒的。”
但在马一浮的眼里，
大家都在争相学习西方，
但是绝大多数人又看不清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缺陷，
并不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这个全盘西化的大时代面前，
只有他是一个另类，
他用自己的行动来提醒人们，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
况且革命和学问，不能混为一谈。
文化不应依附于政治，
不管世间如何变化，
中华民族传承的命脉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如果丢掉自己的文化，中国还能剩下什么?
1938年，日本人来了、马一浮逃了。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
带着15位弟子、亲友长途跋涉，跑到了桐庐。
虽然在逃亡的路上，马一浮仍不忘给下一代传播文化的种子，
一路上没有中断过给弟子和亲友讲学。
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也许是逃亡的路太艰难，黑暗中看不到一点光亮。
马一浮想起了曾经向他伸出橄榄枝的竺可桢，
他写了一封求援信：
“自寇乱以来，家国民族生灵涂炭，
予年衰力竭，一路逃难，苦不堪言。”
竺可桢拿到信后，明白了他的意思，
主动向他发出邀请，
请他以“大师”名义来浙江大学讲学。
真是世事难料，
隐居读书近30年的马一浮，
竟然是被日本人赶上了讲坛。
在浙大的临时校址——江西泰和的讲台上，
他从天地溯源将起，
头脑清晰、眼露精光的为同学们讲中国的辉煌、文化的灿烂，
并希望同学们在这苦难的日子里磨练自己，
不受环境的影响，完成人格的建立。
他说：“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