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唯一一个传承张颔先生古文字学的学生高智，他陪老人走完了最后一程。从17日来到医院陪侍算起，他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
新年第一个月，写满了悲伤。中国著名古建学家柴泽俊、“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相继辞世。半个月内，三位文博大家与世长辞，令中国文博界一片痛惜。
高智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是张颔先生的学生。从17日得知老人病重后，他一刻不离地守在病房，和张颔先生的儿子轮班陪侍。“张老师，我来看你啦，我来陪你过春节。”高智说完这句话后，已经20多天面无表情的张颔先生，眼角流下了泪。
“最近两年，张先生一共住了18次医院，每次我都在病床前陪着。在老人离世的最后一晚，因为高烧，医生说需要物理降温，我每隔一小时给老人擦一遍身体，一直到天亮。”在高智心里，张颔先生既是良师亦是慈父。
1984年11月3日，高智第一次与张颔先生见面，带着“拜不成师不走”的决心，高智成为张颔先生唯一一个举行过正式拜师仪式的学生。在与张老相处的33年间，那飘摇的半世风雨，一直令高智感到悲伤。
1920年，张颔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贫，未生丧父，九岁丧母。高小毕业便外出谋生，虽命运乖舛，百事艰辛，却嗜文史成癖好，苦读书为瘾性。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古文字研究、考古发掘及晋国史、古天文学等。
引发海内外学术界极高关注的，是张颔于1976年发表的巨著《侯马盟书》。《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侯马即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是晋国成霸业的基地。1965年冬，因工程建设需要，文物部门抽调全国力量在此发掘，时任中科院山西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颔则兼任侯马东周遗址发掘队队长。此间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带有朱书文字的石片5000余件，黄豆榆钱般大小、扶乩天书般难识的文字令众人一筹莫展，无以辨认。
“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究竟是什么说不出来。但有些字句，跟祭祀有关系。”据此判断，张颔写了一篇《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的文章发表在《文物》杂志。郭沫若先生看了后，书文《侯马盟书试探》。郭沫若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张颔先生受此启发，开始了“盟书”的研究考证。
刚刚研究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革”期间，此前任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颔负责厕所卫生，因此许多人笑称他为“老所长”。熬过那段孤独与痛苦的岁月后，1973年，张颔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的文字全部辨认出来，考古学及古文字学巨著——《侯马盟书》随之诞生。
考古学界公认，《侯马盟书》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日本考古学界也参专门给张颔先生发来贺信，盛赞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并邀请张颔先生赴日讲学交流。
2015年8月15日那天，是高智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患病入院的张颔叫高智走到身边说，“我跟你说个事。”高智神情严肃地接道，“您说。”慌忙的高智随即抓来一张超市的购物单，把张老的话记下。
“现在，你在古文字方面小有成绩，将来一定要多培养古文字人才，一定要把《侯马盟书》、《古币文编》这些研究成果传下去。”高智知道，古文字是张先生一辈子的爱，这段话既是勉励，也是希望。高智说，33年的师徒情，三言两语道不尽，可张老执着勤奋的精神，却说也说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