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许多人围绕着秦始皇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真假参半，添油加醋。他的家世，被涂抹得阴暗淫乱。说他的父亲是吕不韦，一个出身于外国的大商人，说他的母亲养面首生孩子，发动政变要夺秦王的权。他的为人，被渲染得暴虐恐怖，说他的声音如同豺狗，内心如同虎狼，说他焚书坑儒，灭绝文化。
近年来，我为撰写《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和《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年7月)两书，着手考察秦始皇的历史，追究秦始皇的故事，清理有关秦始皇的传闻和神话，随着清查工作的进程，两千年来烧得通红的虚火渐渐熄灭，冷澈透明的真相一一浮现出来。吕不韦不是他的父亲，她的母亲也不曾想要夺他的权。他有第一流的遗传基因，相貌堂堂，行动敏捷。他听信了亡国丞相李斯的坏主意，确是下了焚书令，但是，他不反儒，也未曾坑埋儒生。不但没有坑埋儒生，说他坑埋了四百六十名方士的故事，也是编造的谎言。现在看来，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
焚书可信，坑儒可疑
焚书的事情，详見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事说: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士们之间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在廷议的讨论中，一贯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帝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史记》的记事中，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都有明确的交代，焚书诏令的产生和下达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史料来源也清楚，文本的信用度相当高。这件事情，《史记》以前的文献有记载，司马迁自己也另有直接的证言。从而，焚书，作为历史事实，可以说是铁板钉钉，古今中外，没有人去冒傻气瞎质疑，浪费时间精力。完全可以断言论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记载，是可靠的信史。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对照之下，坑儒的记事，很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事情起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的喜好，变化于方士们的不满脱逃，突变于秦始皇的一怒之间，进而牵连到公子扶苏的命运。这段记事，作为传闻故事来阅读，作为野语村言来赏析，固然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记事来看，却是相当不靠谱，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我们不妨一一挑出来看看。
“坑儒”疑点1——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晚年的秦始皇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这是坑儒事件的起源。
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方士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秦始皇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有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人，他们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找不老的仙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起大逃亡。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说: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记事说，秦始皇听说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以后，大怒说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其中没有用的通通清除。广泛召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希望由此振兴太平，让方士们寻求仙药。现在了解到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传来的都是相互告发谋利图私的消息。对待卢生等人，我不但尊重，而且赏赐甚厚，现在反而诽谤我，以此加重我的不德。对于在咸阳的诸生，我派人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诸生们相互告发以解脱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让天下都知道，以惩戒后人。
上面的记事，就是所谓坑儒事件的第一文本，千百年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记事生发出来的。下面，我请大家仔细阅读这段文本，在阅读的时候，请注意下面的疑点。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巿，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当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生，后来往往用来指学习经典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坑儒”疑点2——谁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记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记事。这段记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这段记事说，于是益发征调罪人徙边。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姓尚未归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人，如今父皇以重法惩处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怒气上来，派遣扶苏到上郡蒙恬军中去作监军。
非常明显，这段记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
为了便于大家识破真相，我将上述材料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不使人对这段记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隐约感觉到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有一只暗藏的黑手，巧妙地偷换了历史的内容?
“坑儒”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一段记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作御史台。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根据秦始皇怒气中提到的罪名，他们将被定以“妖言”之罪，依法腰斩处死。然而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处死的。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坑儒”疑点4——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在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侯生和韩众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徐福是与韩众和卢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坑儒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享受着美味的海鲜，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鬼，罪大恶极的四名阎王，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符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秦始皇坑术士”——方士们编造的故事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贾谊撰写《新书》，有专章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列举秦始皇的种种败政时，只提到焚书，对于坑方士，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也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