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真实的西晋与东晋，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从史籍得到的印象是:两晋时期，上层士族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作风相当开放:下层妇女依然备受压迫，苦难重重。
一、两晋上层妇女的作风
先看两段对当时妇女作风深表不满的抨击之论。干宝《晋纪总论》：
“其妇女，庄栉织红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臬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患。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戳妾腰，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
这里抨击的对象，是贵族官宦之家的女主人们，是役使着婢仆妾媵的上层妇女。
葛洪《抱朴子·疾谬篇》的批评则更具体:
“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统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韩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涉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
从“多将侍从”之语及活动的规模看，这些妇女也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她们广泛从事社交和旅游观光活动，相当开放了。
葛洪和干宝都是晋人，又都是严谨的学者，这些话并无辞赋家的夸张，可以相信他们所抨击的现象确实存在。不过他们的标准都是传统儒学礼教，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晋代的妇女简直无法无天，太不成话了;而这恰恰证明，当时儒学衰微，礼教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量，妇女们摆脱绳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于是我们看到了妇女们“任情而动”的一些事例。人们也许首先想到“韩寿偷香”。其实贾充女儿与韩寿偷情这种故事，无代不有，并能不反映晋代妇女作风的特点。为晋代所仅见、前朝后代都没有的故事是“赠帽王濛”，《晋书·外戚·王濛传》;
“王濛美姿容，……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
是“掷果潘安”，《晋书·潘岳传》：
“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
这两个故事的特点是，妇女们公开地而不是隐秘地表露她们对美男子的喜爱，带有中国古代军见的类似现代西方的气息。
《晋书·贾后传》还透露了一点消息，“赵王伦、孙秀等因众怨谋欲废后。后数遭宫婶微服于人间视听，其谋颇泄。”这可以说是贾南风在使用女特务吧!既然宫女们可以换上便服出去探听社会上有关政治的“小道消息”，可见当时妇女们在京都闹市各种场合，都可以自由活动而不引人注意，妇女们外出活动确是自由得多了。
于是又可看到“反易刚柔”、“不拘妒忌之恶”的一些事例:
一、“(贾)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名槐)，即广城君也。武帝践祚，李以大赦得还，帝特召充置左右夫人。……充乃答留，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
二、“(王)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
三、“(王导)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
(以上均见《晋书》本传》)
四、“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博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五、“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南康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
(以上见《世说·贤媛》)
贾充、王衍、王导、谢安、桓温，都是西晋位列三公、威名显赫的人物，却都这样怕老婆，按照封建礼教的观点，真是刚柔易位、阴阳颠倒了。“妇者，伏也”的“三从"之德，丢得连影子都不见了。既然丈夫们管不了老婆，葛洪所说的妇女们纵恣无忌的游乐，不就容易理解吗?
豪家权门夫人们的地位既已提高，参预政治便意料中必有之事。这里，贾南风的乱政倒可以不计因为后妃干政历代多有。非晋代之特征。两晋上层妇女参预政事者， 上引王衍妻郭氏已有 “好干预人事”之语，此外还有:
一、《贾充传》:“郭槐怒，攘袂数充日，‘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
晋武帝泰始四年(268) 刊定律令，是晋初朝政中一件大事，武帝任命的起草班子由车骑将军贾充、太傅郑冲、司空荀颢、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枯等公卿重臣组成。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郭槐居然声称“我有其分!”可以推测她是具体工作的组织者，是有政治才干的。
二、《世说·惑溺篇》:“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赀;蔡公谓之“雷尚书’。”
王导在东晋权倾朝野，这位‘雷尚书’扮演了承相内府办公厅主任的角色，“走内线”来找她的人必定是很多的。
此外如《晋书·列女传》所载羊耽妻辛宪英关于司马懿诛曹爽的预测;孟昶妻周氏对于孟昶参加刘裕建义讨桓玄的支持等事例，均表现了夫人们的政治观察力和暗中所起的作用。正由于这类原因，在《陶侃传》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一句话:
“及王敦平，(侃)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余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这个“女”字的出现绝非偶然。我们知道，“士女”连称，历来只见于嬉戏游乐的机会;至于军政大事提到人们的反映，总不外乎“人士”“士人”“士民”这类提法，象《陶侃传》这样提到“士女”的例子，实属罕见。显然，这是两晋上层妇女社会政治地位提高的反映。她们虽然从不走上前台，而在后台的能量已为史家所不能轻忽了。
两晋上层妇女社会政治地位某种程度的提高和作风上的开放，是汉末以来传统儒教衰颓的结果，也是当时上层男士们脱落名教、嗜酒荒放的影响的产物。由阮藉、嵇康为首倡的名士放诞派，人数并不多，影响却很大。嵇、阮之后，名载史传的此派人物还有阮瞻、阮修、王澄、王忱、谢鲲、胡母辅之、王尼、毕卓等。他们的作风是“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 ，纵恣无忌，其行为之怪诞也是前朝后代所罕见的。一批贵游子弟也仿效他们。男士们放纵如是，女士们跟着开放一下也就不奇怪了
两晋上层妇女的地位与作风，又与当时的门阀婚婚制度密切相关。门阀士族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婚姻关系上门第界限极严，士庶不通婚，结果有资格通婚的士族局限于一个小圈子。这种情势，客观上提高了高门妇女的身价。谚云:“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两晋士族的女儿同样不愁嫁， 士人能娶到高门之女引以为荣。这些姑娘又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婚后的夫妻关系便是平起平坐，甚至妻子可以其门第之清高傲视丈夫。谢家才女谢道蕴就鄙视她的丈夫王凝之。《世说·世诋篇》又载: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从?刘对曰:‘它兄(刘惔)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连谢安这样的豪门俊杰，还要受妻子这种嘲讽，等而下之者处境可知。汉代王吉上疏宣帝有云:“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两晋士人娶了高门小姐为妻，“夫诎于妇”的现象也自然出现了。
二、两晋下层妇女的处境
不同阶级的人生活于同一社会中，命运不同却免不了互相影响，上对下的影响尤重。前文所述上层妇女的开放之风，必然波及庶族以下的广大妇女。赠帽给王濛的在市上卖帽子的妇女，当然是市井妇女。连臂萦绕拦住潘岳的妇女，也很可能是承奉女主人意旨 的仆妇丫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社会风气历来是这样上行下效的。
但这终究不是全体。思想史家说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如果说两晋士族的妇女们也有幸跻入“人的觉醒”之列的话，那么，就在她们身边的婢妾们却处于不折不扣的非人的境地。她们如草芥，如牛马，被任意践踏以至杀戮。
极少数幸运儿以天赋独厚、色艺双绝而获得主子的宠爱，如石崇的宠姬绿珠、王献之的爱要桃叶之类。她们也可以过上豪华舒适的生活，但仍是妓妾，不是夫人，否则孙秀也不会向石崇指名索要绿珠了。有人尽管得到主子的宠幸，却仍逃不掉为奴婢的折磨。《晋书·乐志》:“《团扇歌》者，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王珉是王导的孙子，王珣的弟弟。嫂婢虽与他有情，却难免受捶挞之苦。
身为婢妾，无端被砍、被杀的事太平常了：
一、《晋书·贾充传》：“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阁。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
二、《王衍传》：“衍素轻赵王伦之为人。及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免。”
三、《王敦传》:“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
这些被伤、被杀的乳母伎妾，全是无辜的，她们轻易地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与蝼蚁无异。
婢女们还可以被当作赠品送人，更显出她们不算人，只是某种东西。《世说·言语》:“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寒族出身的陶渊明为彭泽令时，曾遣一奴回家助耕，附书给儿子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奴婢伎妾们“亦人子也”，却得不到人的待遇。她们的遭遇暴露了门阀士族的冷酷、残忍;对照之下，也更显出陶公人品的熠熠光辉。
最广大的农民妻女们的状况已全无可考。傅玄有一首《豫章行苦相篇》，透露了另一部分妇女的情状。诗日: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忽见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
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
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
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
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此诗对妇女所受的压抑表达了深刻的同情。诗作于晋武帝时期，而反映的女孩子的处境，与前述高门妇女迥异。从“婢妾如严宾”之句，可以判断为庶族阶层的小家碧玉，她们婚前婚后完全在封建礼教规范的约束之中。这可以代表两晋中层妇女的风貌。据《晋书.列女传》所载，陶侃的母亲湛氏，周频的母亲李络秀，大体也处于这一阶层。陶侃家贫，“湛氏每纺绩资给之，”贵客范逵到门，“湛氏乃撤所卧新荐，自坐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馔。”李络秀还是个姑娘时，贵客周浚到门，络秀“与一婢于内宰猪羊，具数十人之馔，甚精办。”这些人与“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的高门贵妇们不能相比，她们恭谨勤劳，拘守礼法，活得很辛苦;但比任人宰割的婢妾们的处境又好得多。
现在可以断言，葛洪和干宝所抨击的作风开放的妇女，在两晋全体妇女当中仅是极小的一部分，是特权阶层的夫人小姐，唯有她们活得最潇洒。然而这些人，与门阀士族的男士们代表“ 魏晋风度”一样，是那个时代社会风尚的代表。唐代房玄龄等撰写《晋书》，在《列女传论》中痛斥晋代妇风:“自晋政陵夷，罕树风检，亏闲爽操，相趋成俗，……驰骛风埃，脱落名教，颓纵忘反，于兹 为报。”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而我们借助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些人是一小部分，不能等同于全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