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同治年间，浙江余杭县有一个卖豆腐的小贩，叫葛品连。葛品连虽然身材矮小，却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叫毕秀姑。毕氏生得白净，又常穿白色上衣、绿色裤子，颇似娇嫩欲滴的小白菜。所以，也就有有了小白菜的外号。夫妻二人与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租住在举人杨乃武家中。
杨乃武早年丧偶、毕氏年轻漂亮。于是，街头巷尾自然脑补出各种桃色故事。绯闻流传，正常;没有绯闻，异常。当时的精神生活要多匮乏有多匮乏。所以，不搞出点儿绯闻，大家都无法承受逼仄生活的折磨。
在传统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不被谈论。这是一种对男人独占权的保护。总是整出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传统社会也就没法运行了。所以，女人在当时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一旦被人谈论，女人就要升级为主角。这种情况，哪个丈夫也受不了。
葛品连疑心善妒、葛喻氏凶悍泼辣，这母子俩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有一句古话，叫“小丑备物终必亡”。意思是小人物得到的东西太多太好，总要给自己招致祸害。此时，葛氏母子就是小人物，而这个“物”当然是小白菜。坏事一定要发生，没啥道理;但是，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却一定能把坏事盼出来。因为你总是能够把坏事跟自己的猜疑联系起来。
而杨乃武呢?
杨乃武是当地举人。如果听过范进中举的故事，也就知道举人在明清是多重的分量了。放在现代，至少相当人大代表的角色，而且随时能升级为官。明朝的海瑞，就从举人当上了朝廷大员。杨乃武要地位有地位、要钱财有钱财、要前程有前程。所以，自然不想困在绯闻中。于是，借故提高房租，让葛品连一家赶紧搬走。葛品连一家也明白怎么回事，也没纠缠、就搬出了杨宅。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自然啥事没有。但是，1873年秋天，街头卖豆腐的葛品连，突然腹痛，于是歇业回家。回到家中，就让媳妇小白菜给自己煮了一碗参汤。要么是喝完了、要么是还没喝，就在这个档口，葛品连竟突然暴毙了。然后，就是坏事一定要发生了。葛喻氏一个看这场景，立即联系到西门庆和潘金莲合伙毒死武大郎的故事了。于是，马上报官，儿媳妇毒杀亲夫，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
余杭知县刘锡彤赶紧带上三班衙役，亲赴罪案现场。死一个卖豆腐的小贩，至于惊动县太爷吗?非常至于。传统时代是个礼法社会，谋杀亲夫这种人伦惨案，在当时就是惊天大案。如果情况属实、上报朝廷，朝廷动起手来可不是杀小白菜一个人，而是可能要对整个余杭县动手。皇帝动怒，葛品连一家周边的邻居，首先就得遭殃，发配充军都不是没可能。而且，朝廷也会停你余杭县几年科举，直接打击当地的精英力量。甚至把余杭县城楼、削掉几尺，也不是没可能。
现场仵作检查，银针一探、变黑。没错，葛品连是中毒而死。然后，就是锁定嫌疑人，嫌疑人肯定不是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葛喻氏不仅是原告苦主，而且还得指望儿子葛品连给自己养老。于是，凶手立即就锁定到了小白菜身上。再后，就是走访调查，小白菜守不守妇道、平时跟谁勾三搭四。余杭县才多大地方?所以，小白菜绯闻满满、杨乃武就是西门庆，立即成了刘大人的确认偏误。
行了，前因后果、证据动机，全都有了。老百姓痛快嘴皮子靠脑补，刘大人办案也靠脑补。一起潘金莲勾结西门庆毒杀武大郎的案子，立即出现在了大清朝。但是，证据是什么?证据就是口供、口供就得靠打。但是，不能打杨乃武，因为杨乃武是举人。所以，刘大人首先刑讯逼供的，一定是小白菜，小白菜挺刑不过，只能招认：奸夫是杨乃武、毒药也是杨乃武给的。
好了，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投入监狱。但，毒药是怎么来的呢?当时也没几种毒药，能买到的也就是砒霜了。砒霜从哪来?肯定是药店。而余杭县才几家药店?药店能找到，药店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人也能查到，查不到也能打出来。而杨乃武被革去功名之后，自然也就可以打了。一通水火无情棍，杨乃武也招了：我是西门庆、我通奸小白菜、我俩合伙毒死了葛品连。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刘大人和余杭县的衙役去办了。而办这种事情，大家都是专业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然后逐级上报、做成铁案，而接下来只能是死刑。当时的杭州知府陈鲁，估计也是个《水浒》迷，认准了这就是一起西门庆通奸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大清版。但因为是要杀人的大案，所以还得上报到省里。但省里给驳回了一次，因为有疑点。你们办案不能纯靠脑补啊，人家杨乃武都跟葛品连一家早划清界限了，怎么还成了西门庆?但是，余杭县和杭州府咬死了这是铁案。于是，浙江省也就没心思折腾了：好了，铁案就是铁案。于是，上报朝廷。但是，朝廷也觉得不对劲儿，发回重审。重审基本不会有啥结果。因为重审翻案了，从余杭县到浙江省的官员全都算渎职。于是，铁案仍旧是铁案。
这就是大清的官僚集团。你不能说它程序不严谨，关键是没啥用。在官僚集团面前，程序就是再多往来几次公文而已。官僚集团和司法系统，可以马虎行事。但，马上就被判处死刑的杨乃武，则必须“垂死挣扎”了。关键是杨乃武有挣扎的本钱。
第一个本钱是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杨乃武对官场办事程序并不陌生。你们别唬人，程序还没彻底锁死。因为朝廷有一个京控制度，就是允许老百姓进京喊冤。简单说就是一起案件，完全可以打到朝廷的。当时，有两个衙门，即步军统领衙门和督察院，是能接民间诉状的。杨乃武的姐姐一直奔走相告，最后竟然真的把诉状递交到了步军统领衙门。朝廷发回重审，但重审还是没有结果。浙江方面认定了这就是铁案，朝廷也无能为力，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但是，杨乃武还有第二个本钱：人脉。举人在当时已经是统治阶层了。在这个圈子里面，杨乃武有一个关键人脉，就是他的同学吴以同。吴以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幕僚。而胡雪岩的能量也就通天了，不仅掏得起银子上下打点，而且能继续发动人脉。这时候，恰巧有一个叫夏同善的进士要进京当官。于是，胡雪岩就委托这个人去北京打点。银子重要，但银子是撬不动整个官僚集团的。然而，人脉却可以。银子铺路、人脉开路，关键是人脉可以实现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夏同善也发动了自己的一个关键人脉，就是翁同龢。翁同龢是谁?光绪皇帝的老师。杨乃武的官司已经从同治朝打到了光绪朝。现在掌权的是两宫皇太后。于是，翁同龢就把官司递到了两宫皇太后手中。
你看，杨乃武这个人脉够牛吧?但你还是不能说他的人脉够牛，只能说杨乃武的运气太好。而这种上达天庭的好运气，并不是无本之末。否则，凭啥就能落到杨乃武身上。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省。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给朝廷“贡献”了一堆进士，在各地还有一堆师爷。当时没有人大代表，那谁能代表地方利益呢?自然是各地在朝中的进士和官员们。而银子在这个时候也发挥了作用，因为银子可以把消息送上去。一群在朝的浙江官员立即躁动了。怎么地?一群外省官员竟然在浙江作威作福了，冤枉我家举人是西门庆，这就是在欺负我们浙江人。于是，十八名浙江籍官员联名上书，替杨乃武伸冤。
到这个时候，杨乃武一案，已经不是什么司法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之前说了，这种案子要是做成铁案，朝廷一动怒都可能把余杭县一起收拾了。所以，为了家乡不被欺负，这伙浙江籍官员也不能袖手旁观。
然后呢?然后就是两宫皇太后也不想把这起案件当成司法案件来处理了，一定要上升到政治高度。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天平天国起义之后，南方的地方势力已经盖过朝廷。而这股地方势力中，最厉害的就是曾国藩的湖南系。军权、财权，基本上都跟朝廷没关系。所以，两宫皇太后就要收权。但收权总得有借口吧，而杨乃武一案恰恰提供了借口。
另一个原因是南方一片乱战之后，朝廷就把死刑复核权也给了地方。所以，地方督抚完全可以不必请示中央，直接将犯人就地正法。最初的目的，肯定是针对天平军和南方盗贼。但秩序恢复后，朝廷就想把这个死刑复核权也给收回来。
同时，地接浙江的上海，借助现代传媒报纸，把这起案子炒得满城风雨。当时的主要推手就是《申报》。这是当时最大的民间自媒体了。而一旦媒体参与进来，那大家就只怕事小、不嫌事大了。所以，大清朝廷就是想压都压不住了。
于是，杨乃武一案，一定要搞成举国大案。最后，搞到多大?
大清朝廷，越过各级官僚，直接把案件的全部人证物证，包括葛品连的尸首，一起调到了北京。然后，由刑部主持，在朝阳门外的海会寺，重新开棺验尸、重新审理定案。验尸结果：葛品连是病死、不是中毒。于是，案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反转之后，则凡经手此案的官员一个也别想跑。据称，牵扯其中的三百多名官员中，有30多人被问罪处刑，有150多名六品以上的官员被革除顶戴。
然后，也就明白慈禧在内的两宫皇太后为什么要插手此案了。是因为两宫皇太后爱明如子吗?是因为杨乃武之案确实冤枉吗?关系都不大。之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政治的因素比司法的因素更大。
一个是浙江籍官员已经行动了，两宫皇太后要给这伙人一个交代。你不把案子搞大，这伙人就要闹事。
一个是申报的推波助澜，申报对这起案子进行了持续地追踪报道，江浙知识精英想不关注都不成，民间舆论也推动案件向通天的方向发展。
一个是两宫皇太后以及大清朝廷的政治目的，试图借机打压湖南系官员，借机把死刑复核权给收回来。
两宫皇太后和大清朝廷都有这样做的动机。此时他们也必须这样做了。否则，南方到底谁说了算就真心不知道了。
但是，南方最后由朝廷说了算吗?哪有那么容易，权力一旦放出去，再想收回来，几乎就不可能。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朝廷怎么也控制不住南方了。而死刑复核权呢?也没收回来。朝廷是想收，但各地督抚却各种抵制。光绪中后期，每年秋审的人数，甚至都不如光绪初年多。指望一起案子改变经年累月的大势所趋，几乎不可能。
这起案件有胜利者吗?
杨乃武和小白菜沉冤得雪，案件真相大白。这怎么也得说是好事吧?
但是，杨乃武后来是什么遭遇?因为刑讯被打成了残疾，后半生拖着病体残躯。小白菜更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对女人残酷无比的年代。大清朝廷还了小白菜清白，但小白菜已经无法重新融入社会，于是出家当了尼姑，后半生青灯为伴。
但是，真相呢?你总不能说冤案得雪，却连个真相都没有吧。
这起案件到最后就是一笔糊涂账。
真相到底为何，已经无从知晓。不是说：杨乃武和小白菜就是西门庆和潘金莲。而是说：这个葛品连到底是怎么死的，根本弄不清楚。
1873年，农历十月，突然暴毙;1877年，农历二月，重新验尸。然后，大清朝廷给出的定案结论是：余杭仵作验尸有误、葛品连是病死的。从1873年到1877年，已经隔了多少年?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怎么可能确定葛品连是病死的还是毒死的?连死者到底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你怎么说是真相大白了?
也许真相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即便是现代司法、即便是刚刚发生的案件，你就一定能恢复出本来真相吗?
如果给出肯定的回答，那就是一种理性的自负。理性再怎么进步也总有局限，科技再怎么发达也只是手段。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还原真相。越早承认这个现实，就能越早认识真实世界，也能越早豁达。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以前，难免认为孔老夫子只会和稀泥，儒家的保守就是祸国殃民。但是，当认识到理性有局限后，只能对孔夫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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