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大族豪强地主的发展成熟是和生产力的变化联系着的。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一、豪族发展的经济背景
西汉开始出现全铁的大犁，《盐铁论》说，官府皆铸为大器，赵过代田，改良农具，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共一千二百亩)，故每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便巧的尚须二牛三人。
周制亩百步，汉时二百四十步一亩，古一井一屋一千二百亩折汉五顷，意即过去十二夫耕的田，今二牛三人即可，而且收获还好，这是生产力提高了。汉一斛折今二斗。发现的汉大犁，全铁的，有重十八斤半、重十四斤的，过去小铁犁只能划条沟，大犁能深耕，生产效果好多了，但使用这样重的犁，二牛抬杠，须三至六人操纵，一个农户的人力物力都是不行的，且耕作时回转相妨，所以代田是大长条田，田制也是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这样的耕作，需要组织起来进行，主要是宗族族长等负责，宗族头子逐渐变成地主，把农民控制起来，农民生产也要依赖这样的组织相帮，因而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强，出现“农奴化”的趋势。这是大族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根本原因。另外赋税徭役剥削很重，使一部分农民成为荫户，也是大族豪强势力发展的原因。所以说当时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加强，是不可避免的。
东汉时大族豪强大土地所有制完全成熟。光武帝想打击豪强地主，度田，控制人手，但遭到激烈反抗，“大姓兵长”即营堡头子武装抵抗。东汉大姓地主力量已很强大，他们的田庄规模大，有私家武装，在王莽末年起兵的刘秀本人就是带宗族宾客武装的大姓大族地主。
《四民月令》记田庄里进行多种生产，自给自足，有铁匠铺等小手工业。二月习射备御，三月警备以抵御春季草寇，八月缮治聚锄(农具)，正博铠弦。九月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塞冬穷饿之寇。西汉末还未达到这程度。
大概一般人没有掌握冶铁术，因此冶铁集中，规模大，这时冶铁技术扩散到民间。十二月遂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合耦田器是组织土地耕牛，有二牛配六人的，表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紧相关连的。
二、豪族的对农民的控制
这时期的生产者，历史上称为僮客，仆，僮可能就是客。客注家籍，是后来的部曲、佃客一类性质的人。奴隶也有一定残余。
由于大族豪强地主控制大量土地人手，东汉国家力量相对削弱，再行征兵制不行了。当时经济有发展，人口土地不会减少，但户籍上人口数减少了。具体分析看，南方大量增加，江西增加好几倍关中地区人口减少一些是肯定的。最突出的是在今河南地区，这是东汉都城所在，花很大力量经营，人口不会减少的，但户籍上却大量减少，原因就是大族豪强荫蔽人口。
光武帝调查人口遭到反对，以后就很少再调查了。
东汉时没有地方兵，只有大族控制的私家武装、部曲。田庄经济实力强大，而国家掌握人口减少，力量削弱，这是造成一段时间分裂的根本原因。
起先因长期统一对心理上的影响，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割据，没有分崩离析，随着大族豪强地主的成熟，到一定时期就形成分裂局面，这在封建社会是必然要出现的。从三国、西晋的情况可以看出，南北朝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当时分裂的原因不能脱离生产的状况仅归于“外族入侵”，当然某些少数民族进犯中原，曾起过延长强化了分裂的作用，如果中原王朝力量强大，少数民族不可能进犯推翻它的。西晋的统一因蜀、吴各地豪强大族经常叛乱而受到冲击，八王之乱是封建割据性战争，发生在少数民族进入之前，更说明中原地区分裂主要是内因起作用。
从农民战争的情况也可看出这个时期和以前的区别。在以前大族豪强地主未成熟时，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足以推翻一个强大的秦王朝，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各地地主武装的镇压，农民的斗争主要针对封建政权，因而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刘邦本人也不是大地主而是小地主。王莽末年农民战争情况有变化，各地大族豪强的营垒林立，农民起义被利用来改朝换代。农民起义照旧有力量推翻王朝，但政权结果被大族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刘秀和他的开国功臣们取得。
刘秀建立的东汉封建国家和大族豪强地主之间为争夺剥削利益是有斗争的，刘秀要丈量土地检括人口，大族豪强反抗，在东汉一代都行不通，但他们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共同对付农民。以后发生过很多农民起义均未能胜利。黄巾起义组织上有很大进步，发动起义前有良好的准备阶段，但起义后不到一年就被镇压，因为到处有大族豪强的武装镇压农民起义，使张角难于集中各地农民力量取得推翻中央王朝的胜利、而后便形成三国的分立。
关于这时期的农民战争，既要看到地主剥削依附农民，又要看到国家剥削自耕农民，必须两方面都看，必须仔细分析农民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否则从现象上看，黄巾起义前，表面上是统一的，起义后出现了一个三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分裂因素早已存在，起义不过是揭盖子。战争前农民活不下去，人食人，地主杀农民，农民也杀地主。起义以后有一段混乱，因为一下子不能战胜地主，但经过长期斗争后，情况有变化，三国都和东汉不一样，都比较重视安顿流民从事生产，实行屯田，农民有饭吃了，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三国时曹操的力量虽有相当发展，但是他过不了长江，因为南方吴人豪强不愿统一，怕带过去北方的农民战争。当时的情况并非武人要战，文人要和，而是北人张昭等要和，周瑜和鲁肃(淮南人)要战，反对统一。中国封建时代的分裂不同于西欧，从心理上人们还是认为要统一，曹操一定要打赤壁之战，刘备则要恢复中原，诸葛亮六出祁山。但统一在当时有实际困难。
后来西晋统一了，但西晋的统一不同于西汉。西汉实行征兵制，没有经常性的地方兵，地方上也未形成特权地主的力量，东汉也是这样。以魏为基础建立的西晋则不同，统一的局面下问题很多，当时旧吴地区的反抗一直不断，而西晋为防御吴蜀，在原魏国沿边驻屯重兵，以曹魏集团为基础对付吴蜀地主集团。这些军队由都督诸军事指挥，这些人有的是宗室，有的不是宗室。他们掌握兵权，后来就形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封建割据性战争。接着少数民族攻入中原，长期动乱削弱了西晋的军事、经济力量，以致灭亡。
三、豪族对土地的控制
私家土地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优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战国以来宗族聚居的首领们，依据宗族的力量兼并土地，大族豪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直存在土地买卖，但这时的土地买卖是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沦为依附农民。
大族豪强地主是最不会出卖土地的，族长受到全宗族尊敬的，要向他交纳一些东西，有经济实力，不会轻易出卖土地。东汉大地主田庄就显出牢固的局面，同时经营商业，掌握市场。东汉时又有世代为公卿的世族，世族是大族的一部分，基础是牢固掌握土地，借以在地方世代掌握权力，并到中央做大官。
政治上层建筑适应这种变化，它要依靠地主，所以中央集权有限度，郡县长史由中央任免，长史以下的官吏是由长官辟用的。郡功曹、州县主簿等，汉初由富人担任，后来由本地的大族，固定的几家大族掌握，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这时的上层建筑值得注意的是用人制度即门阀制度。
秦汉后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不同于周代世袭分封制，秦汉的中央集权实行流官制度，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命，全国是统一的，但专制集权的程度远不像隋唐以后。秦汉地方官只主要的郡太守、尉、县令是中央任命，佐官不是中央任命的，是由郡守刺史县令“辟除”，自己任用的。地方大族逐步完全掌握郡、县、乡各级地方佐官。
门阀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秦汉后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不同于周代世袭分封制，秦汉的中央集权实行流官制度，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命，全国是统一的，但专制集权的程度远不像隋唐以后。秦汉地方官只主要的郡太守、尉、县令是中央任命，佐官不是中央任命的，是由郡守刺史县令“辟除”，自己任用的。地方大族逐步完全掌握郡、县、乡各级地方佐官。
门阀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大族豪强在经济上控制大量宾客部曲佃户，在大田庄自给自足生产，地主要经营管理田庄，所以只是部分大族进城，其家属大部分在乡下。
土地买卖自战国就开始了，但这时期大族和田庄关系密切，不轻易放弃土地，大族地主的形成过程就是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大族地主的土地普遍是世代承袭下去。
在政治上层建筑上，大族豪强地主世代掌握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主要官位，九品中正制就是与门阀制度相联系的，适应某些家族垄断某些官位的情况的制度，这反过来又保护他们世代维持大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制度，加强了他们掌握土地的力量。
东汉以后这类地主已趋向腐朽，才出现了西晋的局面。到南北朝时，南方的大族更是奢侈非常，无能从政，他们早已不是早期富有生气的地主了。从南北朝一开始，大族门阀地主便进入早期衰落阶段，从他们极盛的顶峰走下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