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征服韩、赵、魏、楚、燕，都是经过战争这一途径，甚至还曾经在赵、楚两军面前吃过大亏;面对综合实力最强的齐国时，却偏偏是最轻松的。
公元前221年初，在灭燕之后，秦将王贲突然率军南下，所过之处一片坦途，没有遇到丝毫抵抗就挺进了临淄;随后，秦国派出使者约见齐王田建，许诺日后给他500里的封地;田建欣然同意，出宫投降;但秦人却违背了承诺：没给他裂土封侯，反而将其安置在松柏之间、活活饿死。
从理性的角度而言，齐国这种死法，其实是最“和谐的”——秦灭六国，说到底属于华夏文明内部的冲突，本质是不同贵族集团的兼并。牺牲田建一人，就能让齐国免于生灵涂炭，上哪找这种好事?但本着“鉴往知来”的视角，这种现象值得后人深思：当其他国家都拼死抵抗秦国时，齐国这么一个“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的强大政权，人口多到“连衽成帷、挥汗成雨”，为啥会轻易自废武功?
其中的教训时至今日仍值得汲取：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一个国家，即使条件无比优越，但如统治群体跪下了，那就等同于脑死亡了，躯干再强壮也无能为力。齐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纵观春秋战国，齐国是唯一持续强大的诸侯。它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临菑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在战国前半期，它曾与秦国一东一西、双雄并立，分别采用合纵、连横的战略逐鹿天下。
但到了中后期，由于两件大事，齐国战略发生了180度转向。
其一是公元前284年的五国攻齐事件。由于齐国灭宋、大幅改变了诸侯实力对比，燕、秦、魏、韩、赵联军攻齐，齐国遭受重大削弱、几乎灭亡;
其二，公元前270年，范雎为秦国拟定了“远交近攻”之策，确立了蚕食韩/魏、威慑楚/赵、拉拢齐国的路线图。这一战略闭环中，齐国的角色极为吃重，按照范雎的设想，“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保证齐国袖手旁观，是秦国彻底拿下韩魏的关键。
两大事件叠加，让齐国无视“唇亡齿寒”的基本逻辑，从此基本不再参与秦国与其他各国的纷争。
公元前265年，田建即位，母亲君王后垂帘听政。当时的秦昭襄王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接连发起重大战役，其中就包括长平之战。但面对天下格局大动荡的节点，齐国全程保持中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仗着本国远在东方海边，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倒也落得国泰民安。当然了，其中免不了有秦国外交手段的作用。
公元前249年，君王后死，田建亲政。同一年，嬴政之父即位、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接下来，秦国吞并天下的节奏再次提速，施加给六国的压力再度加码。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秦国的野心在于整个天下;为了自家的祖宗社稷，即使虚弱如韩、魏也竭尽全力殊死抵抗，齐国为何仍无警觉知心、还是一副躺平的姿态?
因为它的统治中枢已被秦国进一步瓦解。嬴政采取李斯的计谋，派出大量携带金银珠宝的间谍潜入六国，软硬兼施，重点收买那些可以对政权政策产生影响的重臣，不从者予以暗杀。
这一计策获取了巨大成功，许多国家的战略产生混乱，君臣关系被离间，重灾区有二：其一是赵国。名将李牧多次挫败秦军攻势，成了嬴政面前的拦路虎。于是秦国重金收买赵王宠臣郭开，以离间计除掉李牧，令赵国自毁长城;
其二就是齐国。齐相后胜彻底被秦国摆平，他不但自己收受钱财，而且还拉了一大批大臣下水，这些人都劝田建“去从朝秦”，即不参与合纵、转而与秦国交好，“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既不强军、也不支持五国抗秦。就在燕国被灭的同一年，甚至还有人劝说田建前去咸阳拜见嬴政。
就这样，虽然自身客观硬实力笑傲山东各国，但由于当权者几乎全部沦为秦国的傀儡，齐国在持续数十年的空前大变局下，竟然从始至终置身事外，既不早做准备、练好内功，也不审时度势、帮助盟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被群臣洗脑的齐王最终活活饿死，又能怪谁?
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警戒当代，类似的例子在现今层出不穷。比如，我们总是奇怪，为啥总有一些人愿意甘当漂亮国的马前卒、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啥总有人装作看不懂是非大局，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很简单，他们也许面临了两千多年前郭开、后胜之流所面对的诱惑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