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前八天的紧张气氛极为压抑。铁木辛哥与朱可夫无疑只能让部队做好防守工作，谨守领袖（Vojd）的路线：避免任何挑衅。自6月10日起，朱可夫向基辅军区司令基尔波诺斯下达了这道指令：“内务人民委员部边境部队的首长发来报告称驻守防御工事区的指挥员已接到前行占领防线的命令。您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报告，给下达的这道命令随便找个借口。相似的行动会挑衅德军，使其发动武装冲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立刻撤销这项决定，向我报告到底是谁下达的命令。朱可夫签署。”采取的措施少得可怜，而且都很消极被动，如6月19日的指令命令掩护机场，但这项措施下达得太晚了。18日，梅尔库洛夫说德国大使底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已回国了。贝利亚立即指出：德国人大规模渗入破坏分子队伍——461个人已经于6月10日被捕。18日，德国一名年轻士兵来到了苏军防区，他当兵的父亲是共产党人。“6月22日凌晨4点发动进攻，他说。如果到5点还什么都没发生的话，就把我毙了吧。”防区指挥员怕引起挑衅，等上了三天，才把情报上报，这么做是怕自己小命不保。朱可夫在《回忆录》里装作不知道这个错误，说6月21日的那个士兵只不过开了小差。
一旦了解到实情，晚上8点，朱可夫便电话通知了铁木辛哥和斯大林。自18点起，两人就和贝利亚在克里姆林宫内，在座的还有共产党的几个负责人，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和驻德的年轻海军武官米哈伊尔•沃隆佐夫。
他胆战心惊，鼓足了勇气说，柏林那儿应该马上就要开战了。朱可夫的来电使得气氛极其凝重。斯大林让参谋长立刻来克里姆林宫，要瓦图京也一起来。临行之前，朱可夫聪明地下达了指令，让所有部队提高警惕。照《回忆录》里的说法，他们发现就斯大林一个人在，他极为忐忑不安。戈利科夫过来交给他两份重要线人——索非亚和东京的特工（理查德•佐尔格）——发来的情报，说战争的爆发就在明天。贝利亚也过来抱怨，说驻柏林的大使捷卡诺佐夫给他发来了许多极端紧急的消息。
斯大林说：‘现在下达这样的指令还太早；还是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下达一条简短的指令，就说德军会先发起挑衅，进攻我们。各大军区驻守边境地区的部队不应采取任何挑衅措施，以免事态复杂化……’”1967年，当电影艺术家格利高里•楚赫拉伊问他斯大林为什么会如此盲目时，朱可夫“沉默了很长时间后才开了口，因为显而易见，他不愿这样去说：‘斯大林害怕战争。恐惧是个很糟糕的军师。’”朱可夫和瓦图京出去，修改了一下文本。斯大林又改了一遍，才让铁木辛哥签字。指令说部队可秘密占据战斗位置并保持警惕。但最后几句仍是斯大林一贯的做法，写得模棱两可。
“我们部队的使命（原文如此）就是去抵御会引起严重后果的挑衅行为。……若未下达明确的命令，不应采取其他任何措施。”瓦图京匆匆回了总参谋部，让工作人员全都加班加点工作。“发给各大军区的指令于0点30分传送完毕”，朱可夫这么说。22点20分，在铁木辛哥的陪同下，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乘车回到了国防人民委员会。两人一句话都没说。半小时后，斯大林去了昆采沃。他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全世界都已相信希特勒马上就要发动进攻了。季米特洛夫向他转交了一份由周恩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说蒋介石已在重庆公开宣称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
在《回忆录》里回顾担任总参谋长五个月的过程时，朱可夫承认自己总有种感觉，觉得当时尚未倾尽全力让红军做好准备，以应对德军的进攻。“我们这些军人不太可能想方设法去让斯大林相信与德国开战已是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发生，不可能向他证明必须调动军队，应用作战计划，来预先采取紧急措施。”他若是坚决要求斯大林采取措施——直至提出先发制人的建议——那我们就能将功劳归之于他和铁木辛哥，他们俩一直是同一条战线的。但他让斯大林采纳的两项措施——征召80万预备役部队，四支部队向第聂伯河-德维纳河进发——用到了战时三分之二的红军兵力。
尤其是，由于允许即席组织纵深防御，这些部队在最初三个星期就能实施包围，就能阻止德军长驱直入，如巴巴罗萨计划所设想的那样。还可以认为的是，就是靠这些措施才阻止了德国国防军在第一个回合便将红军击垮出局。
这位参谋长还能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吗？他当然可以不听命令。但这样对局势而言于事无补。内务人民委员部无处不在，哪怕最细小的异端措施都会被向上汇报，朱可夫立刻就会被捕，遭枪决。斯大林明确宣称过：“人民委员、总参谋长和各军区司令员应该知道，如果部队作战不当，他们本人就要对后果负责。若无斯大林本人批准，我们绝对禁止调派军队占用分派给他们用于掩护的防线。”在一个绝对独裁的体制里，权限从来就没有被清晰地界定过，上级命令也不受尊重，朱可夫甚至都不敢反对军区司令员下达的派部队去后方进行训练射击这样的荒唐命令，否则就会引起很大的怀疑。他自己就承认：“正是因为这样，在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时候，几个军和几个师的掩护部队便发现不可或缺的炮兵部队连个影子都没有了。”
仔细阅读《回忆录》，就会发现朱可夫也和他的主宰者一样抱有幻想，思路不清。他花了两页的篇幅，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大林完全有理由不去相信来自西方的情报，尤其是英国的情报。他记得丘吉尔有一份提醒斯大林德国动向的信息（4月12日，由大使克里普斯转交给维钦斯基）受到了怎样的关注，那则信息被认为完全不可靠。好几次，他都有种感觉，认为领袖（Vojd）或许（那时候，他觉得是“肯定”）是掌握了表明希特勒遵守协约的情报。将军当了不到一年，参谋长当了五个月，他还能怎么想呢？
“尽管斯大林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还是有所怀疑，觉得德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想法仍挥之不去。要想想在评估国际局势时，这可是在和斯大林的旨意唱对台戏啊。大家都还记得近些年发生的事。谁要是大声说斯大林错了，说他自欺欺人，那就肯定意味着得去和贝利亚喝咖啡，否则想脱身，门都没有。
说句大实话，战前，我没觉得，我不认为自己比斯大林更聪明，更有洞察力，我不认为自己能比他更好地判断形势，比他知道得更多。我对事实也没有恰当的判断，没法拿来反对斯大林。……焦虑咬啮着我们的灵魂，但还是信任斯大林，这种信任最终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变得相当强烈。今后到底怎么来评判这种精神状态，并不重要，因为这就是事实。”
“我对事实也没有恰当的判断”：一个体制若是只能制造、只能容忍这种类型的人，则这种一言堂似的谬误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朱可夫不可能更进一步了。他和苏联的全体高级指挥员一样，在战略上也很盲目，对工农红军自我神话，面对强权不让军队拥有自主权之时，只知唯唯诺诺。他知识储备里的那些概念近乎于教条，自工农红军诞生起便是如此，是容不得讨论的：进攻就是一切，集中兵力本身就具有优点，社会主义体制使那些为之战斗的人拥有发自内心的精神上的优越感，奇袭没法决定战局，本质上只有持久战才行……就此观点来看，他比德国的将领拥有更多的“借口”，毕竟德国的将领们都是在全心全意自觉分享希特勒的灭绝旨意。至少看来，即便成了战胜者，朱可夫仍因自己没能打消斯大林玩这个危险游戏的念头，而表达了对人民和2500万死者的痛悔之情。无论是曼施坦因、古德里安，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写有回忆录的德军高级将领，都未曾体会到有这样表达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