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青史成灰。每当人们回首已经跨越时空的桩桩件件的往事时，常常不禁发出如此感慨。
当然，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他的那副遗骸已经被烧成灰，他的后代、他的乡亲们也不愿意让这个人的历史“樯橹间灰飞烟灭”，或者是著书立传，或者是树碑铭志，总而言之，千方百计要把他的历史传播下去。走进日本兵库县佐用町三日月村，在明光寺内看见一座“显彰碑”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座立于1965年的“显彰碑”，纪念的是从这个村庄里走出的一个日本军人。稍微熟悉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人，对这个人物都不会生疏。他，名字叫“河本大作”
我看到嶙峋的“显彰碑”上嵌刻着这样一行文字：“作为战犯在收容所病死”。立碑者的署名是“故乡有志者一同”。显然，这些立碑者，知道河本大作在中国曾经被认定为战犯，他们所说的“收容所”，在中国叫做“太原战犯管理所”。但是，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要为这样一个出自家乡的“战犯”树立碑石，因为河本大作在他们心目中是家乡的“英雄”！这，就是不同的历史观，就是中日两国恐怕永远难以拆解和化解的历史怨结。
说到河本大作，我就会想到日本有关他的两本传记。一本是平野零儿写的《满洲的阴谋者 河本大作命运的足迹》（日本自由国民社出版，1959年），一本是相良俊辅写的《降落在满洲原野的红色夕阳 鬼才河本大作的生涯》（日本光人社出版，1985年）。尽管这两本传记对河本大作的描写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传记中指出：河本大作是1928年在中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今天看来，这起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暴恐袭击事件，而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的先声，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的铺垫。因此，我可以准确地说，河本大作是日本现代史上侵华战争的万恶的肇始者之一！
仇视中国的童年
简单说来，河本大作是1883年（明治16年）1月24日出生在兵库县佐用町（当年称为“佐用郡”）三日月村的，他的老爸是一个地主。木村武雄在《戴高乐、毛泽东、河本大作》（日本讲谈社出版，1972年）一书中这样讲述：“1894年，正是大作初小毕业进入高小的时候。那一年，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受此影响，大作和小伙伴越来越喜欢战争游戏。以前，他玩游戏的时候，常常出手伤害小伙伴。回家后总会被父母臭揍一顿。现在，父母好像也理解这个时代了，对大作把小伙伴打伤的事情不再处罚。当时，大作最喜欢读《少年世界》杂志，对刊载在上面的日清战争的豪杰松崎大尉、樋口大尉、山路独眼龙等极为钦佩，立志要做这样的英雄。”读到这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河本大作成年后敢于在中国东北暗杀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家元首的大帅张作霖，应该与他童年时被洗脑是有关的。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经埋下一颗蔑视中国的种子！
河本大作后来没有在家乡拼爹！高校小学毕业以后，背上行装走出乡村，先后上了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以及位于东京的中央幼年学校。值得一提的是，河本大作从中央幼年学校毕业的时候，学习成绩处于中下等，那一届有235名毕业生，他的成绩位居第137。不过，明治天皇出席了这届学生的毕业典礼。这让河本大作兴奋不已。
那一届毕业生都侵华
1903年（明治36年）11月30，河本大作又作为陆军士官学校的第15期毕业生走出校门。这一次，学校有414名毕业生，河本大作的成绩位居第82。看起来，比以前用功了一些。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明治天皇也出席了这届学生的毕业典礼。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天皇了。注意啊，不要小看这第15期毕业生，正如魏风华在《抗日战争的细节》（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指出的那样，“这是具有分水岭标志的一期。从此期到25期，出来的都是日本侵华的中坚分子。”
毕业之后的第二年，河本大作就参加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与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军神”乃木希典的二儿子乃木保典在这场战争中被打死了。身为第37联队第1中队小队长的河本大作算是命大的，出师未捷先受伤，在战场上只落得一个右大腿被弹片擦伤、右肺被子弹击穿的“重伤”。如果他与乃木保典当时一起在战场上战死，他也就不会有后来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首谋者”的称呼了。需要让我们读者记住的是：河本大作受伤的这场战役，是在中国东北沈阳城外打的。也就是说，少年时代就蔑视中国的河本大作，青年时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俄罗斯老毛子。他对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情感，不说也罢。
河本大作作为伤病员被送回到大阪陆军病院。这一路上，白衣天使精心护理他。后来，他说自己对女人的爱，就是被护士点燃的。当他给老家打电报要钱要和玩一把的时候，家里以为他已经在沈阳战中死去，正准备墓地呢。
话说回来，或许是对这种重伤的安抚吧，10年后，也就是1914年，河本大作作为日本陆军大学校第26期的毕业生进入到日本陆军的军官序列。当时的成绩位居第24位。
“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话外题
正如川田稔在《昭和陆军全史》（日本讲谈社出门，2014年）所说，1928年（昭和3年）6月4日，震惊中外的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新闻媒体神秘地将其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指出“张作霖不堪蒋介石的北伐压力从北京返回满洲”，“很有可能在途中是被中国国民党的便衣队炸死的。”其实，许多日本记者很早以前就知道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正在预谋暗杀张作霖。但是，知道归知道。按照行业潜规则，一个记者能够写出来的事情常常是他知道事情的十分之一。就是知道，也不能说，还要继续装傻充愣，或者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者干脆嫁祸于人。这是日本媒体在日本侵华战争的一贯手法。因此，今天阅读日本媒体有关当年侵华战争的报道时，不得不进行分辨啊！
对此，还值得引述的是大畑笃四郎在《简明日本外交史》（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9年）中的一段论述：“根据原计划，本来关东军打算将这次事件嫁祸于中国，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起军事行动，但是计划败露，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很快就知道这起事件由日本方面策划。中国国内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急剧恶化，事态发展与关东军的希望恰恰相反。”这种“嫁祸于人”的手法，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而森山康平在《满州帝国50个谜》（日本商业社出版，2012年）一书中则指出：“当时，军队和政府高层人士都知道这是关东军做的事情，但他们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日本国民则是从1945年战后东京审判上才了解到这起事件的真相。”这样说来，至少在“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上，日本老百姓整整被欺骗了17年！
我还看到桃井四六写的《昭和?平成日本的暴恐事件史》（日本宝岛社出版，2004年），里面收录了河本大作在这起事件发生前几个月给东京朋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让一两个张作霖横尸街头也不会影响什么吧。下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现在只希望满蒙能够降下血雨。”由此可见，杀死张作霖，已经是河本大作内心中酝酿已久的事情了。事实上，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已经下达“内部命令”，让竹入义晴中佐安排“支那驻屯军”来做“抹杀”张作霖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竹入义晴把这个“内部命令”泄密告诉给心腹河本大作了，反正后来是河本大作首先行动起来。这里面不仅有泄密行为，更有越权行为、贪功抢功行为！这样的军队不闹事，什么样的军队闹事？！
关于张作霖张大帅是如何被炸死的，我这里不准备多讲了。不是因为许多人都讲过了，而是要放到其他操作实施的人物身上去讲。要说的是这件事情连累了包括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内的许多人。特别是这个田中义一，就此问题向裕仁天皇上奏时，两次居然说法不一，一次是说此事如果与关东军有关就应该严厉惩处他们，另一次则是遭受到军方压力以后闪烁其词隐瞒事实。这下，惹恼了裕仁天皇，感觉他拿着天皇不当干部，就让整个田中义一内阁统统下岗 内阁总辞职。
不过，也有很多人暗中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保护河本大作。通常，做出这类越权指挥的人是会被送上军法会议遭到军事审判的，说不好还会像后来参与1936年“二 二六兵变”的那拨官兵一样挨上枪子。河本大作则是被重重拿起、轻轻放下。河本大作在《我杀了张作霖》（刊载于日本《文艺春秋》月刊，1954年12月）的一文中写道：“昭和4年（1929年）7月，我被贬到金泽，当了第9师团司令部的随员。同年8月，受停职处分而退出了军职。于是投靠旧伏见连队时代的亲戚，决定临时客寓在京都伏见深草，表示一心闭门思过。在这种闭门思过的生活中，我抓住了仔细的沉思的时机。社会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风气很盛，对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全力进行非难攻击，在极端的议论者中，甚至有主张 满蒙放弃论 的外交官。 我为了责己和反省，虚心深刻而有力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进行了努力与钻研，我曾求教于许多京都帝国大学的权威学者，还连日到京都帝国大学的图书馆广泛涉猎了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对于陆军省这样的“处罚”，不知道那个同样在侵华战争中成名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为什么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最后都要求严厉惩罚“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河本大作。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1974年）中指出：“对有关人员作轻微处分，表明军部中央已无力控制驻外机关，为此后默认军部驻外机关独断独行留下了先例。”或许，松井石根也担心军权分散吧。
胆小鬼留守山西成为战犯
到了1932年，河本大作正式“军转民”，开始出任日本的“国策公司” “满铁”的理事。1934年担任满洲煤矿公司理事长。有人说这是关东军让河本大作一个人承担起“张作霖炸死事件”责任后对他的一种补偿性奖赏。1942年，在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的斡旋下，河本大作出任日本在中国的另一家“国策公司”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
1945年，日本战败。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中华民国政府接收，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按照中国民国政府的指示，河本大作作为这家公司的“总顾问”，留下来继续运营这家公司。不用说，这是经过当时在山西掌政的“山西王”阎锡山同意的。
战前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日本民间人士，战后有半数很快地回国了。但是，还有半数享受着战前的待遇留了下来。他们加上家属大约有1200多人。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听从了河本大作的劝说，很仗义地留了下来。其实，他们知道，那个时候回到日本，真要过一种“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日子了。
接下来，河本大作担任了“日侨俱乐部委员长”，他和在太原的日本人一起，与阎锡山的中国国民党的山西军共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河本大作成为俘虏，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值得提及的是，河本大作在接受讯问期间，真的是大大地狡猾。他一边被迫接受劳动改造 每天糊火柴盒，一边经常兜圈子，拒绝交代实质性罪行，对自己和家里的女佣人以及女佣人的亲闺女同居的事情津津乐道。这类床上的“八卦”事情，并不是中方后来组建的“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所需要的，也就经常被阻止叙述。
河本大作还经常说谎。当审问人员问他：“1949年4月20日，太原机场有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你为什么不逃跑呢？”他狡辩说：“我当年在日本驻朝鲜公使馆当武官时，岸信介就是我手下的雇员。如今，岸信介当了日本首相，我怎么有脸回国作岸信介的臣民。”后来，河本大作才承认：没有逃离山西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被美军关入牢房”。原来，他是一个胆小鬼！
最后，河本大作还是交代了自己的一些主要罪行，并且说：“我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输了，天皇的大陆政策以及发动的 圣战 彻底输了。我们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我认罪，罪有应得。我愿在认罪供词上签字划押。” 他一次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懊丧地跪在地上叩头，为自己的罪行忏悔，谢罪道歉，请求中国人民宽恕。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或许是应验了中国这句古话，1955年8月25日，虚岁73岁的河本大作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据记载，直到河本大作病死之前，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一起被关押的日本人都骂他：“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1955年12月18日日本《朝日新聞》的晚报报道，当天，河本的遗骨与新中国政府遣返的第12批日侨一起乘坐“兴安丸”回到位于京都的舞鹤港。也算是叶落归根了！
1956年1月31日，河本大作的葬礼在东京青山火葬场举行。大批的旧陆军官兵和伪满洲国的相关者出席。保坂正康在《昭和陆军的研究》（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 2006年）特别指出，致悼词的就是那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凭借装疯而逃脱战犯惩罚的大川周明，他作为友人代表神志清醒地评价说，河本大作“身心具有不可思议的柔软与强韧，他伸屈自如决不折服，做事小心但又大胆，缜密思虑，周到准备，断然执行。”后来，河本大作的骨灰一分为三，一部分埋在东京郊外多摩墓地附近的东乡寺院内，一部分埋在老家三日月町的明光寺院内，一部分埋在高野山麓。
《历史群像系列 满洲帝国》（日本学习研究社出版）一书介绍河本大作的故乡出版了一本《三日月町史》，编纂者认为河本大作的“报国至诚以及果断决行应该永远地被记录下来。”正以为这样，1965年，他们才在河本大作家旁边的一座寺庙 明光寺里面，给这个战犯建立一块“显彰碑”。
在我看来，这个“显彰碑”，正是河本大作一生侵略中国的可耻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