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仍在努力解决100年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遗留问题。欧洲人留下的国家边界为宗派冲突埋下了种子，包容性社会至今无望。
美国犹豫地重返伊拉克的行动，虽然让人联想起美国在那里未了结的事务，但也给人们一个十足的提醒：奥斯曼帝国崩溃一个世纪后，阿拉伯世界仍在试图厘清那个帝国未了结的事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的阿拉伯人没有被给予一个合适的基础以便稳定运转国家。在更近的几十年中，他们的这类尝试基本上都不成功。
这些痛苦的事实正在伊拉克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宗派主义已抵消了美国强行移植多元化民主制度的所有努力，在长期的积怨和不平等以及部落认同和暴力的合力下，那片土地被变得贫瘠。
阿拉伯世界今天的格局，是英国外交官马克·西克斯爵士和其法国同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于1916年所绘版图的产物，这一格局被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合法化。接下来是欧洲对仅在名义上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让这些国家自那时起就为合法性问题而斗争。欧洲人走后，来的是独裁者们，他们大谈民族主义，但未能说服自己的国民——他们是国家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随意划定的边界让这些新的阿拉伯国家面临持续不断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来自部落和宗派之间的争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虽然讲着现代民族主义的语言，但他们的国家从未完全统一。所以他们转而使用一个部落或宗派统治其他部落和宗派的方法。
与此相比，奥斯曼帝国反而知道如何管理多样化。他们的多中心模式奉行了原始的多元性，把政治作为不同的部落和宗派社区寻求可行平衡的事业。尽管存在分歧，这些社区那时比现在能更多地容纳他人，让彼此共存。
在阿拉伯之春失败、伊斯兰好战势力渐占优势之际，我们正在看到部落和宗派分歧的新爆发。这是非国家运动所构成挑战的真正根源，这些运动企图在无人管治的地区形成影子政府。我们以前看到过这种情况，在黎巴嫩、利比亚以及巴勒斯坦地区。
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IS）虽然让外人感到很可怕且毒害性更大，但它只不过是最新的例子，并非完全独创的。一些部落和伊斯兰狂热分子组成的联盟，上一次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版图是在1925年。当时，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清教徒式的伊赫万勇士，席卷了阿拉伯半岛，创建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仍以他的名字命名。
帝国主义统治走到尽头时，在阿拉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个想法让民众神往，但只得到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口头支持，因为他们正努力在不同的宗派和部落基础上塑造各自的国家认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失去光泽后，另一种想象中的想法——伊斯兰主义取代了它。虽然这个想法似乎比任何阿拉伯国家都大，但它的凝聚力仅此而已。逊尼派和什叶派虽然都接受伊斯兰团结，但在重大问题上有分歧：哪个教派的历史、宗教理论和法规应该定义伊斯兰教，哪个宗派是其领导。
如今，界定阿拉伯政治的是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种混合。这能解释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的残暴，复兴的宗教认同正在冲击着民族国家的限定范围。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独裁统治防止了这种矛盾的恶化。但如今，阿拉伯独裁政权以及让其得以维持的秩序，都失去了支柱。首先是因为美国的极大打击，再就是人民的反抗。现在，整个一战后的地区秩序受到极端分子的质疑，他们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融入了伊斯兰教。西方国家及其阿拉伯盟友在努力赶上来，但做得还不好。
如今，奥巴马政府宁愿把中东难以理解的政治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留给当地人去厘清。
但是，正在上演的事情对我们的历史知识来说并不陌生，也不完全是阿拉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这是欧洲在一个世纪前开启的一个进程。随着伟大战争而来的新民族主义，只是在像欧洲这样的地方深深扎了根，因为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的国界更符合自然的种族或语言的划分。
这里的教训是，美国可以用其军事力量遏制现今阿拉伯世界格局中突然发作的暴力，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将需要一种允许真正的权力分享的宪法制度， 一种奥斯曼帝国的可行平衡的现代版本，要在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尺度上来做。这样做将会给阿拉伯世界带去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得到的和平。
这项工作更多地要由我们的外交官，而不是士兵来做。我们可以从伊拉克开始，希望那里的成功将对这个地区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