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弗吉尼亚殖民地民兵中一位鲁莽的年轻军官，因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而一时声名狼藉。这位军官就是22岁的乔治华盛顿。一年前，他因穿越荒芜之地，给日益逼近的法国人下战书，而引起公众注意。现在，法国人沿着俄亥俄河入侵的流言四起，华盛顿再次穿梭于丛林之中，这一次他带领着160名弗吉尼亚民兵和一队易洛魁人战士。在阿里根尼山脉与俄亥俄山谷东端三条河流的交汇处，谷中卵石遍布、树木繁茂，华盛顿在此包围并袭击了一个毫无戒备的法国人营地。华盛顿及其士兵打响了七年战争的第一枪，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杀死了10名法国人，并俘获21名士兵。这些都是已经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在以后两个半世纪的争论中变得模糊不清。
后来，华盛顿在关于这场交火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法国指挥官约瑟夫朱蒙维拉(Joseph Coulon de Jumonville)一开始就被打死了。但是在法国人的记录中，当法国军队投降时，朱蒙维拉还活着。依据法国人的说法，整个袭击就是一场暴行。他们说，朱蒙维拉根本不是参战人员，而是传递消息的信使，类似于一年前的华盛顿。他们认为，这位法国指挥官，没有抵抗英国的进攻，而是呼吁停火。因此法国人坚持认为，进攻者蓄意谋杀了朱蒙维拉，他们是在交战结束后暗杀了他。依照法国人所讲述的这个故事版本，英国人处死朱蒙维拉的方式是用滑膛枪爆了他的头。另一个故事版本是，华盛顿的印第安人盟友，易洛魁人首领塔纳洽里森(Tanacharison)杀了朱蒙维拉。当着华盛顿及英国人的面，塔纳洽里森说到：“我的老天，你还没死！”然后，他用印第安人战斧砍下了那位毫无抵抗的法国人的头颅。塔纳洽里森的战士向余下的法国伤残士兵发起进攻，也将他们杀死。
在朱蒙维拉事件中，华盛顿的共谋行为本来可以永远笼罩在战争迷雾之中。但在两个月之后的一个雨夜，华盛顿犯下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将在随后很多年里，一直困扰着他。华盛顿正确地预测到法国主力军很快会袭击他们，他与自己的弗吉尼亚民兵小分队开始建造临时要塞，华盛顿将其命名为“必须要塞”(Fort Necessity)。但是这些木栅栏并不能抵御大规模的法国军队。当法国军队在7月初进攻时，华盛顿的小分队远远不能与之抗衡。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华盛顿部队中的士兵有1/3阵亡或受伤，他同意放弃要塞投降。在那个一片混乱的大雨之夜，由一位法语比英语稍好的荷兰人翻译后，华盛顿匆忙签下了投降协定，承认朱蒙维拉死于“暗杀”，这样的欺骗性谋杀行为，违反了18世纪的战争法则和惯例。事后，华盛顿否认自己同意签署这类承认谋杀朱蒙维拉的协定。他将责任推到那位荷兰翻译身上。他声称，那天的瓢泼大雨冲掉了条约中的笔迹。不管怎样，华盛顿在“必须要塞”签订的《投降协定》很快流传到加拿大和法国，被视为英国人实施暴行的确凿证据。法国人截获了华盛顿的日记，并印刷出版了其中一些片段，希望借这位弗吉尼亚军官之手，证实他的罪行。华盛顿的罪名似乎板上钉钉。新法兰西的总督写到，“再没有比这位华盛顿的想法和思考方式，更不肖、更卑贱甚至是更邪恶之事了”。乔治华盛顿使自己卷入了一场违背战争法的纷争。
很多年后，华盛顿的英名一直受到朱蒙维拉事件以及其后的“必须要塞”投降所影响。他耗尽余下漫长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证明自己珍爱荣誉，确保混乱的战争不要再次破坏他的名誉。尽管他有原罪——亦或正是因为这一罪行，华盛顿决定向欧洲士兵证明，他的军人荣誉感可以与欧洲士兵相媲美。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正是20年前曾在朱蒙维拉事件经受折磨的乔治华盛顿，成为启蒙运动时期战争法的活化身。华盛顿从未认可自己在俄亥俄山谷那次流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在经过初次的战斗经验之后，他下定决心不仅要做一位可敬的战士，还要为他人树立榜样。结果也确实如此，他具有与生俱来的规则意识。孩提时，他手抄了一本有关“礼仪和体面行为”的初级读物。后来，在1754年事件之后作为指挥官的岁月中，他因纪律严明毫不妥协而闻名遐迩。(他曾经写道，“我竖立了一个40英尺高的绞架，下定决心绞杀两三个人，以示警戒”。)作为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弗吉尼亚北涅克半岛上的一位富裕农场主，华盛顿与邻居和商业伙伴做生意时，就因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和财产法而知名。
1775年8月，在波士顿周围发生的小规模战斗中，华盛顿严格遵守18世纪战争法的道德原则。这位新上任的大陆军总司令写信给其英国对手托马斯盖奇将军，要求善待城中被俘的美国军官。华盛顿解释，这些美国军人一直履行“最崇高的原则”。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华盛顿甚至自豪地指出，他们的事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正义的事业。但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事业的正义性与军队的行为无关。华盛顿写道，“将军，说出您想说的话吧”。战时的法律义务不是来自有争议的正义事业，而是来自华盛顿所称的“人道主义之权利”。
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华盛顿的命令体现了启蒙时期战争法的道德结构。他曾就如何对待战俘问题，与英国人反复交涉。他还命令将《战争条例》散发给每一位士兵，要求他们在这些原则条款上签字，这其中包括限制伤害平民的条款。1775年，当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将军开始对加拿大发起最终失败的进攻时，华盛顿命令他确保英属行省的居民“不受任何虐待或伤害”，一旦发生了伤害行为，就应给予补偿。1776年3月，当英国人开始从波士顿撤退时，华盛顿禁止在城外抢劫。同样，这一年晚些时候，在新泽西和威彻斯特的下哈德逊峡谷，他也是这样做的，当英国人和他们的黑森雇佣兵正在摧毁乡村的大片地区时，华盛顿禁止他的士兵效仿。1777年新年第一天，在大陆军庆祝他们在圣诞节跨越特拉华河，在特伦顿取得的巨大胜利后，华盛顿颁布了一则命令，禁止抢劫“任何人”，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他告诉手下士兵，“对妇女儿童的人道和慈悲”，可以区分“勇敢的美国人”和英国军队中那些“臭名昭著的雇佣兵掠夺者”。
对华盛顿和大陆军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英国人将那些被俘的美国士兵视为叛国者，而非战俘。这样一来，就不能按照欧洲的战争惯例使他们得到保护。从原则上讲，美国的造反者会因叛国罪、海盗行为，或其他违反大英帝国法律的罪行而被处死。尽管英国人最终没有执行这些死刑，但他们对待美国俘虏的方式异常残忍。知名战俘诸如南卡罗莱纳的亨利艾伦(Ethan Allan)写了一本书，描述了自己两年的监禁生涯，在美国读者众多。艾伦的读者都很清楚，当时普通战俘的死亡率之高是骇人听闻的。历史学家估计，在独立战争中，有8 500名大陆军士兵死于战俘营，这占大陆军被俘总人数(18 000)的47%。英国在纽约港停驻的战俘船，就是声名狼藉的监狱。1775至1782年间，天花在英军和美军中肆虐，这些船成为死亡地狱。
英国人在对待美国战俘问题上严重的失误，源自后勤欠缺和准备不足，而并非是因为惩罚性政策或官方批准的虐待。在处置美国战俘时，英国人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视为罪犯。而且，事实也并不像当时美国人(或者像后来的爱国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野蛮和残忍。实际上，英国人对战俘的处置方式，所依据的并不是刑法，而是18世纪的战争法则。对于法国战俘，他们也是照此办理，只是有时分配给他们的口粮更多一些。战斗结束后，许多美国伤员得到了与英国士兵一样的医疗救治。英国人给美国战俘提供食物和避难所，这些避难所通常是在监狱、储糖仓库、教堂，甚至是国王学院(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军官允许美国俘虏得到体面的假释，早在1777年，被俘的军官就很少受到限制，可以在分散于纽约和长岛的居所自由生活。在1776和1780年，大量美国列兵也获得假释，尽管在传统上假释的对象仅仅限于军官。自1776年起，美军战俘也可以与那些被大陆军和各州民兵所俘虏的英军战俘随时交换，获得自由。
问题是，英国人并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一组织性的挑战：在远离伦敦3000公里的地方，为一场超出预期的长期战争中抓获的成千上万名战俘，准备安身之处。在18世纪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准备好完成这样的任务。而英国人拒绝给予美国人战俘待遇，更是雪上加霜。
自战争一开始，华盛顿就宣布，他将以英国人对待美国战俘的“规则”，来对待英国战俘。(华盛顿警告盖奇将军，“这对我来说或许是痛苦的，你们的战俘会感受到这种痛苦”。)但是他坚持不采取那些会产生恶性循环式报复和反击的措施。华盛顿经常下决定单方面遵循战争法规和惯例，而不管英国人是否会采取互惠措施。他后来声称，他的性格不允许自己遵循盖奇那些“没有价值的先例”。华盛顿的爱尔兰裔副手斯蒂芬墨兰(Stephen Moylan)在1775年表示，“华盛顿阁下宁可失之过于怜悯，也不愿严格如法官”。
交换战俘是文明军队所赞成的做法，但当大陆会议或者华盛顿本人拒绝这么做时，启蒙时期的战争法也无可奈何。1777年8月的萨拉托加大捷后，美国人处置那些英军俘虏时，就没有遵守战争法的要求。当月，美军司令霍雷肖伯戈因(John Burgoyne)曾签订协议，确保按时遣返约5 000名英军战俘，前提条件是这些士兵不会继续在北美服役。但是，华盛顿和大陆会议很快意识到盖茨犯了大错。美国人释放萨拉托加的英军战俘，让他们继续在英帝国其他地方服役或对抗法国，这也就等于英国可以替换同等数量士兵，重返北美。于是，华盛顿和大陆会议密谋找到一些虚假的借口，来破坏萨拉托加协定，从而无限期地推迟遣返战俘。事实上，在接下来的4年中，全部萨拉托加的战俘依然滞留美国。
除了以上这些，华盛顿确实在尽力遵守18世纪的战争法标准。他将那些违背假释要求的美国士兵押还英军。他释放了休战期间捕获的英国船只。他命令善待大陆军中的战俘。在整个独立战争中，华盛顿一直不愿意报复那些英国战俘，尽管他们曾袭击平民和羞辱美国战俘。战争末期，英国军队在新泽西实施了最后一场暴行，未经审判便处决了一位名叫约书亚赫迪(Joshua Huddy)的美国军官，华盛顿让友好的新泽西公民得知，无论何时战争法都是最重要的。他写信给新泽西的革命派总督，“我将严守职责，不报复敌人或者惩罚任何人，不做出任何违背战争法的行为”。
多年后，战争结束，对华盛顿的崇拜之风随之而起，人们盛赞华盛顿的人道主义，认为他证明独立战争是一场光荣的事业。18世纪末，梅森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在威姆斯的笔下，华盛顿在俄亥俄荒原遇到的难题，从其圣徒般的传记中消失了。威姆斯及其追随者塑造了另一个华盛顿：他以人道主义为至上原则，命令士兵们在独立战争中尽量文明和克制。
威姆斯赞扬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行为，这并没有错。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华盛顿拒绝采用主要将军所希望的破坏性战争手段。这位总司令深谋远虑，认为诉诸这样的战争手段，美国的利益就会受损，英属北美的农场和城市将会化为一片废墟。他明智的察觉到，只要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在大西洋沿岸的每一个海滨城镇都扣有人质，那么对英国士兵或战俘采取报复措施，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是愚蠢的。
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原则和利益的碰撞还是形成了一个问题，就连威姆斯和华盛顿的神话缔造者也无法理解。威姆斯没有看到，华盛顿曾多次获得极佳的机会，陈述自己的主要动机——源自“人道主义、热情、利益和荣誉”方面的考虑，他在1777年正是这么说的——而没有在它们之中做出选择。华盛顿坚持遵守的战争法，有利于——而非阻碍了，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的战略利益。华盛顿提醒手下军官，善待平民将会得到他们的爱戴。同样，大陆会议细心照看英国战俘，在英军监狱中的美国战俘也会得到同等的待遇。对于那些抱怨英军残忍对待战俘的美国人，报复行为只会使得战俘的生命更危险。华盛顿认为，在任何时刻，英军的“恣意暴行，伤害了——而非有益于他们的事业”。华盛顿预测，与之相反，美军的宽容“恰恰保证”了爱国者一方能获得“所有善良之人的忠诚”。他希望，即使是英国人也会对美国人的事业“大开眼界”。
美国人在战争法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也是英美对抗的另一原因。革命旨在使得美国加入文明国家俱乐部。大陆会议和华盛顿总司令——更不用说盖奇将军、豪将军及其后继者——都理解，通过展示他们对这一俱乐部法则的尊重，美国人将会在国际圆桌上距离独立席位更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