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机”哈里斯出场
1944年1月12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空军中将阿瑟 哈里斯(Arthur Harris)写道：
很明显，轰炸机司令部能够给予“霸王”[行动]最好的而且确实是唯一有效的支援是，如有机会就猛烈轰炸德国本土合适的工业目标。如果我们试图以袭击占领区的炮台、海防、通讯站或[弹药]库取代上述过程，那么我们就没将最好的武器用于军事用途——它原本是为了这样的用途而装配和受训的——反而让它去执行无法有效执行的任务，因此我们将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尽管这也许表现出“支援”军队的假象，但事实上却是我们能够帮的最大的倒忙。
“轰炸机”哈里斯对将他的战略轰炸机从对德国的“区域”轰炸调去“精确”轰炸法国所达到效果的预言，被戏剧性地证实是错误的。首先，他的飞行员表明他们现在已经掌握极其精确地击中小目标的技术，即使面临德军的顽强抵抗，他们也有能力维持这种“精确”轰炸。
3月，哈里斯和指挥第8航空队的卡尔 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的异议都被驳回，第8航空队相当于美国的轰炸机司令部，这两支空军皆由艾森豪威尔的副官、空军上将阿瑟 特德(Arthur Tedder)爵士领导。从那时起，战略空军展开针对法国铁路系统的轰炸，它们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损失2000架飞机和1.2万名飞行员。
此外，恰与哈里斯的预见矛盾的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惊人地执行了它的任务，不仅的确非常有效地“支援”陆军，而且大大有助于加深德国在诺曼底的惨败。在军事发展史上，与英军、美军相比，德军属于老一代。德军除了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之外，短途调动依靠在公路上徒步，长途调动依靠铁路;所有物资补给和重型装备都只用铁路运输，某些部队甚至拥有自己的机车运输队。
因此，法国铁路系统的中断和桥梁的破坏不仅严重限制了德军的调动能力，更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它的作战能力;4月至6月间，以及在此后的诺曼底战役过程中，法国铁路的运转几乎陷于停滞，法国北部主要河流上的大部分桥梁遭到破坏或者至少是损坏，损坏程度相当严重，难以很快修好。
很多破坏是由英国第2战术航空队和新近组建的美国第9航空队的中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完成的;单单5月20日至28日间，美国雷电式(Thunderbolt)战斗机和英国台风式对地战斗机就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横扫”法国北部，摧毁了500辆机车。然而，严重得多的结构性破坏——对桥梁、铁路站、机车维修厂——则是战略轰炸机的杰作。到5月底，法国铁路交通运输量减少为1月的55%;到6月，对塞纳河上桥梁的破坏使该数据减少为30%，其后又降为10%。
1944年6月和7月德国西线总司令所维持的铁路运输能力，仅够为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提供所需食品、燃料和弹药的最小量(却无法再向巴黎供应粮食，巴黎在解放前处于饥馑的窘境)。只有作战部队不作调动，物资补给才能确保送达;德意志帝国和德国本土之间临时搭建的交通网络特别脆弱和僵化，以致前线军队只有固守在这一网络的终点时才能依赖它。一旦离开，它们就要冒着缺乏必需品的风险——因此它们不能“在法国边战边撤”。当巴顿的闪电战摧毁滩头堡周边的防御工事时，德军只能尽快向交通网络连接的下一个设防据点撤退;那就是法德边界的西墙。
因此，无论外围战事还是中心战事，诺曼底战役证实哈里斯错了。就目前来看，空军直接支援陆军，在战略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尽管如此，不可避免且可以理解的是，哈里斯确实应该抗拒上层命令轰炸机部队不再攻击德国城市的压力。毕竟，轰炸机司令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它是三年来西方列强向德意志帝国领土直接施压的唯一作战工具(美国第8航空队最近参战)。而且，哈里斯是空军的代言人，而空军独特的存在理由便是去轰炸敌人的本土。
另一方面，德国空军从不赞同这样的作战原则。1934年德国空军诞生时，空军将领们考虑是否应该将它建设成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可是，他们最终放弃了这种选择，因为他们断定德国飞机制造业不够发达，无法提供必要的大型远程飞机。
科尔登和军备部部长施佩尔都相信，也许可以通过反击苏联的工业后方挫败1943年苏联红军发起的攻势，正是这种信念促使科尔登试图赋予德国空军战略作战能力，尽管为时已晚。简而言之，危机迫使他采纳一代英美空军已然采纳并从容改进的策略。
当他不得不以权宜之计，匆忙改造中程轰炸机，重新训练飞行员，以便展开“突破”行动时——结果，短期的紧急情况使他没机会采取这些行动——哈里斯已然指挥着一支强大的、拥有一千架轰炸机的航空机队，这些轰炸机都有四个发动机，这支航空机队发展了许多年，尤其用于执行突破任务。
制空权：英国致力于战略轰炸的概念能够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
实际上，英国致力于战略轰炸的概念能够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即使1918年“独立的空军部队”仅向德国本土投落534吨炸弹，但是直接攻击敌人后方是空军份内之责的观点已然成为战略思想。
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 杜黑(Giulio Douhet)将这种观点阐释为条理分明的制空论，其影响程度相当于20世纪20年代马汉的制海论。与此同时，英国尽管并未受益于复杂的理论，但是皇家空军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支战略轰炸机组成的“海空军”(air navy)。其作战职能根源于皇家空军之“父”休 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里为协约国最高战时委员会(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
“有两种因素，”当时他写道，“精神效果和物质效果——目标是在两方面都获得最大效果。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是袭击工业中心，你(a)通过攻击军事物资中心造成军事损失和生命损失;(b)通过攻击德国民众中最敏感的部分——即工人阶级——对民心产生最大影响。”
通过提倡这种简单而残忍的战略——轰炸工厂，恐吓那些在工厂里工作和居住在附近的人——特伦查德建议把战争拓展为全面战争，到目前为止文明国家只在包围城市时承认这一原则。
在攻城战中，军队在行动时常常遵循的法则是，选择留在城墙内的民众在围城后将处于困苦之中：饥饿、轰炸，一旦围墙被攻破，投降会遭到拒绝，还有掠夺和抢劫。攻城战的道德观几乎毫无异议地被泛化，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多么接近大规模的攻城，以及战争的进行多么严重地降低了战争领袖、民众和军人的敏感度。
实际上，特伦查德的建议几乎毫无争议：这些建议在当时没有遭到西方协约国的任何原则性反对;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建议影响英国和法国政府，促使英法制定政策防止“空袭”，使“空袭”的影响最小化，或使它们自己向未来敌人发起空袭的空军实力最大化。
因此，在凡尔赛，协约国坚决要求永远撤销德国空军;然而时至1932年，英国的斯坦利 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当时联合政府里的一位要员，沮丧地承认：“轰炸机总是会用完的。”而英国皇家空军的将领们不断为扩充轰炸机队而斗争，甚至不惜以牺牲本土空防的战斗机队为代价。
英国皇家空军对轰炸的信奉源自攻击是最佳的防御形式的信念。30年代末，空军部计划处处长、空军中将约翰 斯莱塞(John Slessor)以经典形式表达了他的军种观点，他提出向敌方领土发动攻势的直接结果是迫使敌人的空军处于防御和次要地位，间接但最终却是决定性的结果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的能力。
他在《空军力量与陆军》(Airpower and Armies,1936)中写道：“至少这样的结论难以驳斥:倘若可以维持任意时长的空袭，即使时间间隔不规则，那么前所未有的猛烈空袭现今能够限制军事工业的产量，以致使之无法按照1918年的模式满足军队对武器、弹药和几乎每种军需品储备的巨大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对战略轰炸造成的后果的担忧特别强烈，特别普遍——国际左翼厉声谴责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的空军及其德意盟友的远征空军对共和国城镇的轰炸，其中毕加索(Picasso)的《格尔尼卡》(Guernica)是重要的证据，这些谴责极大地增强了这种担忧——反常地，希特勒甚至加入了主要参战国之间心照不宣的协议，不做第一个突破道德禁令(和利己主义底线)的人。
希特勒并未将这种禁令扩展到不去攻击不能反击的国家——因此，德军在1939年9月轰炸了华沙，1940年5月轰炸了鹿特丹——或者不去攻击那些可以反击的国家的军事目标。在最传统的战争公约中，对包括机场、海港、铁路枢纽在内的军事目标的轰炸是合理的。
无论如何，直到1940年仲夏，所有参战国都未侵犯对方的城市。甚至不列颠战役之初，希特勒坚持认为，攻击只限于机场和可能被视为带有军事性的目标，例如伦敦码头。
然而，随着不列颠战役毫无结果地持续着，这样的限制越来越难以坚持。当“逼迫皇家空军战斗”的争论白热化时，德军直接袭击了人口密集的目标，希特勒寻找途径证明有理由突破底线。
7月19日，在向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胜利演说中，他宣称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Freiburg-in-Breisgau)已经遭到法国空军或英国空军(戈培尔归罪于两者)的轰炸;事实上，5月10日德国空军一架迷航的飞机误袭了该地区。
8月24日，德国空军另几架迷航的飞机误炸伦敦东部，导致转天夜晚英国皇家空军报复性地空袭了柏林，希特勒抓住机会宣布德军将毫不留情。“[英国人]宣称他们将增加对我们城市的攻击[丘吉尔还没这样做]，那么我们会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我们将阻止这些空中强盗的行为，”
9月4日他在柏林体育宫殿(Berlin Sports Palace)对狂热的观众说道，“这个时刻就要到了，我们中的一方将屈服，那一定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
轰炸机司令部的危机：民众伤亡总数开始成为衡量战略轰炸成功与否的标准
1940年冬，当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正式展开轰炸战时，它还缺乏足够的实力摧毁德国。在希特勒于1923年11月8日发动“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上，它不恰当地轰炸了慕尼黑，德国空军为了报复，袭击了科芬特里(Coventry)的工业城市，摧毁或损坏6万幢建筑物。英国皇家空军试图将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升级，12月20日夜晚，它袭击了曼海姆(Mannheim)，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却错过了该城，造成的损失只是科芬特里损失的五分之二，如果用民众伤亡总数来计算的话——曼海姆死亡23人，科芬特里死亡568人——可怕的是，从那时开始，这成为衡量战略轰炸成功与否的标准。
由于曼海姆空袭是对“区域轰炸”的一次操练，或是在只缺正式名分的情况下直接袭击民众的一次演习，轰炸机司令部现在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之中，其道德水准降到和德国空军一样低，却无法与德国空军的区域轰炸能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了。
1940年至1941年冬季“闪电战”期间，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遭到猛烈轰炸;1940年12月29日，德国空军单单在伦敦市区就引起1500次火灾，摧毁了塞缪尔 佩皮斯(Samuel Pepys)、克里斯多佛 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塞缪尔 约翰逊(Samuel Johnson)熟悉的大部分剩余街道。1940年，甚至到了1941年，没有任何一个德国城市遭到同样程度的破坏。1940年9月3日，丘吉尔对战时内阁说，轰炸机司令部“必须优先于海军或陆军”，实际上，它是而且在未来几个月仍是“摇摇欲坠地向德国出口炸弹的空运军种”。
轰炸机司令部的无能最耻辱地表现在1941年轰炸过程中英国飞行员和德国民众之间的死亡“比率”上;前者的数量居然超过后者。这种不平衡有若干种解释。一种是物质上的解释：英国轰炸机质量低劣，到那时为止还缺乏速度、航程、高度和向远距离目标大量载弹的能力。
另一种是地理上的解释：为了抵达德国——到那时为止还只是西德——轰炸机必须飞过法国、比利时或荷兰，德国人已然在这些地方部署了由战斗机和防空炮组成的易守难攻的防御网。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解释是技术上的：由于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远程战斗机护航，这对在白天空袭时保护轰炸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轰炸机司令部只得在夜间执行轰炸任务，它还缺乏导航设备找到它飞过的城市内的指定目标——工厂、调车场和发电厂——甚至找不到城市本身。
根据1941年8月丘吉尔的私人科学顾问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提出的建议而筹备的一份研究报告，精确地证实了对轰炸机司令部轰炸得“过广”，甚至过于疯狂的猜疑。巴特报告(Butt Report)的主要结论是：“那些飞机在空袭目标时，每三颗炸弹中只有一颗炸弹落入距离目标5英里的范围内……对法国港口的轰炸，每三颗炸弹中有两颗落入此范围内;对整个德国的轰炸……四颗里有一颗落入此范围内;对鲁尔区[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也是轰炸机司令部的主要目标]的轰炸，十颗里只有一颗落入此范围内。”
1941年，700架飞机没能执行任务后返回，简而言之，轰炸机司令部的人员主要为了炸毁德国乡野而战死沙场。相比丘吉尔和英国民众寄希望于把它作为将战争直接引到希特勒门口的唯一工具，这种结果使它势必要陷入危机。
1941年底，危机发生了。早在1941年7月8日，丘吉尔写道：“有一种东西将打败[希特勒]，那就是极重型轰炸机从本国向纳粹本土发起绝对强大的毁灭性攻击。”
在丘吉尔的激励下，英国皇家空军首先致力于扩充轰炸机司令部的计划，预计扩充至4000架重型轰炸机(当时每天可用的轰炸机的数量仅为700架);这个目标被承认难以实现后，轰炸机司令部接受已经部署的轰炸机未来必须用于杀戮德国民众的观点，因为它们无法精确打击德国民众工作的工厂。
2月14日，空军参谋部(Air Staff)下令强调自此以后军事行动“应该关注敌国民众的斗志，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斗志”。为避免这一点未被领会，空军上将查尔斯 波特尔(Charles Portal)爵士转天写道：“我想新的目标显然是高楼林立的地区[住宅区]，而非诸如造船厂或飞机制造厂……如果还没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要弄得非常清楚才行。”
恰当地说，原本就该是贵族知识分子的波特尔揭示出区域轰炸的核心思想，因为这归根结底基于阶级偏见——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潜在的不满是一个工业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1925年，李德 哈特写道，他设想轰炸会“使贫民区趋向疯狂挣扎和劫掠”，如此便夸大了特伦查德于1918年提出的那套理论的第一种情况。
统治阶级深怕暴动，暴动也许会导致革命，即布尔什维克在遭受战争破坏的俄国取得的胜利在1917年后重燃欧陆，这种担忧是波特尔、哈特和特伦查德先入之见的决定因素。事实将会证明，区域轰炸的效果将极大地增强无产阶级对苦难的忍耐力——特别是“炸毁住房”，1942年3月彻韦尔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曾经大力提倡这种轰炸;可是1942年初，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正如马克思已经指明的——有着相反的预期。“轰炸机大亨”向德国的工人阶级开战，他们确信由此将引发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统治者之间的决裂，这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煎熬带给沙皇俄国的那种决裂相同。
空军参谋部在选择执行新政策的人员时也带有强烈的阶级特性。绰号“轰炸机”的阿瑟 哈里斯是粗鲁却一心一意的指挥官。他对区域轰炸政策的正确性既没在思想上有所质疑，也没感到良心不安，他用尽方法——增加轰炸机的数量，改进技术轰炸辅助装置，精心谋划欺骗手段——将其效果最大化。“很多人都说光凭轰炸不能赢得战争，”1942年2月22日，他担任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后不久在海威科姆(High Wycombe)的轰炸机司令部对采访者说，“我的回答是，这还没有尝试过。我们走着瞧。”
幸运的是，哈里斯挂帅时，第一种有助于更精准轰炸的导航设备即将投入使用，即无线电定位系统“奇异”(Gee)。“奇异”系统类似1940年至1941年德国空军借以导向英国目标的“无线电波”系统。它传送两组无线电信号，使接收信号的飞机可以在网格图上绘出其精确位置，依此在预定点上发射炸弹。继“奇异”系统之后，精确轰炸装置“双簧管”(Oboe)系统于12月诞生，随后被安装在“探险者”(Pathfinder)部队的蚊式轰炸机(Mosquitos)上，H2S雷达于1943年1月诞生，这种雷达向导航员提供飞机下方带有显著陆标的地形图。
这三种导航装置极大地提高了轰炸机司令部寻找目标的能力，尽管是1942年8月特种部队“探险者”中队的组建使之取得关键性的进展。“探险者”部队备有多种飞机，包括速度快、可以高空飞行的新型蚊式轻型轰炸机。这支部队先于轰炸机群用燃烧弹和照明弹“标明”和“证实”目标，向目标开火，然后主力部队再向目标投弹。
哈里斯强烈反对组建“探险者”部队。他认为，“探险者”部队自然剥夺了普通的轰炸机中队的领导位置(英国将领用同样的观点反对组建突击队)，而且还缩减了区域轰炸部队的规模。然而，当“探险者”部队表明它们能比轰炸机司令部的普通成员更有效地找到目标时，哈里斯很快不得不放弃反对意见。
“重型”轰炸机的诞生
在哈里斯担任司令的时候，一种大大改进的新型进攻工具出现了，这也有助于哈里斯对区域轰炸的投入。战争伊始英国使用的轰炸机，即汉普顿(Hampden)、惠特利(Whitley)和优雅的威灵顿(Wellington)轰炸机，都不足以胜任。继它们之后，重型的斯特林(Stirling)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也有缺陷，因为它们分别缺乏高度和动力。
哈利法克斯(Halifax)轰炸机，尤其是1942年开始执行任务的兰开斯特(Lancaster)轰炸机则属于新一代。1942年3月，兰开斯特轰炸机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事实表明它能够远程运载大量炸弹，这种轰炸机最终装载了10吨“大满贯”炸弹，而且相当坚固，足以经受德国夜间战斗机的猛烈攻击而不被击落。
尽管如此，开始时，哈里斯只关心数量，不关心质量。他的目的是，在一个德国城市上空，集结尽可能多的轰炸机，目标是摧毁其防御工事和消防部队。3月对巴黎雷诺工厂的成功空袭促使他于1942年3月28日到29日夜晚空袭了波罗的海沿岸历史悠久的汉萨同盟小镇吕贝克。他冷酷地坦承他的意图：“就我看来，摧毁一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小镇要比未能摧毁一个工业大城好……我要我的手下 沾到血腥 ……换个环境品味成功。”吕贝克是中世纪木制建筑的精品，全部焚毁，95%的空袭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基地。“比率”使哈里斯相信他发现了胜利的秘诀。
4月的四个夜晚，轰炸机司令部在波罗的海沿岸另一个中世纪小镇罗斯托克(Rostock)再度取得这种纵火式的成功。哈里斯写道：“这两次空袭破坏德国本土的总面积达到780英亩，为[对英国的]轰炸抱了一箭之仇。”德国空军出于报复实施了所谓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Baedeker)行动，袭击了巴斯(Bath)、诺威奇(Norwich)、埃克塞特(Exeter)、约克(York)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几个历史名城。
然而，德国空军无法匹敌哈里斯接下来的升级战，表现形式为5月1000架轰炸机空袭科隆(Cologne)，即第一次“千机轰炸”。通过抽调训练部队和维修厂里的飞机，轰炸机司令部在德国境内第三大城市的上空，集结出到目前为止德国上空见过的数量最多的飞机，它们将市中心的所有建筑炸毁，除了著名的大教堂。
轰炸机司令部新战术的成功，不仅依赖于飞机数量的增加和寻找目标能力的提高，而且还依赖于直接采取纵火的方式。其后，轰炸机既装载小型燃烧弹，也装载大型高性能爆炸弹，比例是二比一。在科隆，600英亩土地被烧毁。6月，对埃森(Essen)和不来梅的“千机轰炸”也取得类似的效果;埃森位于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3月至4月间已被袭击了八次。1943年春夏两季，轰炸机司令部致力于“鲁尔战役”，纵火效果提高数倍。
到那时，向德国展开的战略轰炸攻势已经成为两支空军的战役。
空袭汉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城市的居民所遭受的空袭中最持久的一场
美军延缓轰炸战的同时，英军对德国西部城市造成甚至更大面积的破坏。“鲁尔战役”从3月持续到7月，近800架飞机参战，出击1.8万架次(单个任务)，向德国工业心脏地带投弹5.8万吨。5月和8月，哈里斯也被迫执行两次“万灵药”任务，均获全胜。
比较而言，更对哈里斯胃口的是7月对汉堡进行的四夜空袭，这引起一场“火焰风暴”，将德国北部大港纵横6.2万英亩的中心地区化为灰烬。“火焰风暴”并非轰炸力量能够随意达到的效果;它特别需要天气实况和摧毁民防的配合。不管怎样，当“火焰风暴”出现时，结果是悲惨的。
中央部分大火以飓风风速吸食周围的氧气，令地窖和掩体里的躲避者窒息而死，还将碎片吸入旋涡，温度升高至各种易燃品都会燃烧的程度，使它们仿佛自燃一样着火。1943年7月24日至30日间，这种情况在汉堡出现。天气长期炎热、干燥，起初的空袭炸坏了847处给水总管，不久火势的核心温度达到华氏1500度。当这场大火最终熄灭时，汉堡只有20%的建筑保持完好;4000万吨碎石阻塞在市中心，3万名居民死亡。在该城的一些地区，死亡人数占居民总数的逾30%;20%的死者是儿童，女性死者比男性高出40%。
计算战争期间汉堡因空袭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时，人们发现这只比1939年至1945年期间从该城招募的士兵在战斗中的死亡率低13%;多数人死于1943年7月的大空袭。汉堡并非英国皇家空军唯一引起“火焰风暴”的城市。10月在卡塞尔(Kassel)也达到同样的效果，只是伤亡人数略少，大火烧了七天。后来，维尔茨堡(W rzburg，4000人死亡)、达姆施塔特(Darmstadt，6000人死亡)、海尔布隆(Heilbronn，7000人死亡)、伍珀塔尔(Wuppertal，7000人死亡)、威悉(Weser，9000人死亡)和马格德堡(Magdeburg，1.2万人死亡)也同样被燃尽。
无论如何，汉堡空袭鼓励哈里斯将目光投向德国西部工业城市和汉萨同盟港口以外的地区。在德国空军向伦敦实施“闪电战”期间，轰炸机司令部承担报复任务，柏林成为其确定的第一批目标之一。1943年11月，哈里斯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夜晚比较长的季节中，柏林是其部下的主要目标，因为夜晚会提供他们与德国战斗机作战的最佳保护。上一次空袭柏林发生在1942年1月，此后由于柏林与轰炸机司令部的基地相距甚远，而且柏林防御稳固，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空袭柏林的“损耗率”格外高，因此柏林便暂时离开了“目标”清单。8月和9月进行的试探性空袭表明，由于哈里斯极大地提高了轰炸能力，德国首都已经成为比以往更为脆弱的目标，于是1943年11月18日到19日的夜晚，轰炸机司令部发动“柏林战役”。
自那天夜晚至1944年3月2日，轰炸机司令部向该城发动了16次大的空袭。1940年8月以来英国皇家空军发起的所有空袭中，受损的建筑区不超过200英亩，柏林继续作为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欧洲的首府正常运行。但战争的乌云迅速逼近。时任柏林市长的戈培尔说服了450万居民中的100万人在轰炸机司令部实施主要攻击前离去。那些留下的人开始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城市的居民所遭受的空袭中最持久的一场。柏林没有遭受火焰风暴;柏林主要建于19世纪和20世纪，街道宽敞，有很多露天场所，因此不会发生大火灾。然而，高性能炸药和燃烧弹的无情喷淋破坏甚大，仅仅1月就发生了六次空袭。虽然只有6000个柏林人在这场空袭中丧生，这是因为11个巨大的混凝土“高射炮塔”掩体建造坚固，但是到1944年3月底，150万人流离失所，该城2000英亩地方成为废墟。
柏林之战的结束，不只是因为哈里斯的飞机要用于筹备D日行动。就柏林建筑物和防御工事遭受的破坏和轰炸机飞行员的折损“比率”而言，就连哈里斯也得承认，柏林遭受的损失更少。损耗率的升高表明德国防御措施暂时取得成功。轰炸机越深入德国后方，它们暴露给德国高射炮和战斗机攻击的机会就越多。
民族良心的自责：“当然德国人是始作俑者，但是我们不以魔鬼为榜样”
因为轰炸机所取得的胜利高峰和德国国防军在战场上的失败、盟军占领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帝国领土同时发生，所以战略轰炸倡导者声称拥有胜利秘诀的说法从未而且永远无法得到证实。
相反，轰炸机攻势从未摧毁德国民众的斗志。猛烈的空袭使个别城市的民众极为不幸。1945年2月14日夜晚，德累斯顿(Dresden)遭到毁灭性打击，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再次开始运转;然而在柏林，公共交通和服务业自始至终得以维系，并在1945年4月柏林地面战期间仍然发挥作用。
在汉堡，5万人死于轰炸，轰炸主要集中于1943年7月，死亡人数几乎等同于战争期间英国的死亡人数(6万人)，而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工业产值恢复到正常状态的80%。自1943年至1945年间，在盟军的空袭下，德国城市男女的适应力——也许特别是妇女，因为相当多的妇女为战争所迫担当家长——最能体现德国人遵纪和刚毅的名声。
战略轰炸给德国民众造成的损失可悲地高：鲁尔区的乡镇有8.7万人死亡，汉堡至少有5万人死亡，柏林有5万人死亡，科隆有2万人死亡，相对小的城市马格德堡(Magdeburg)有1.5万人死亡，袖珍的巴洛克古镇维尔茨堡有4000人死亡。总共算起来，约60万名德国民众死于轰炸攻势，80万人受重伤。
比较而言，因为到投降的时候整个德国都被占领，所以德国民众没有挨过饿，如1918年11月后协约国维持战时对德封锁期间发生的那样。军队，甚至苏联红军收集食物，负责分发。1943年至1945年致力于破坏德国经济的盟国空军几乎在战争一结束就忙于向那些刚刚在炸弹舱里装着高性能炸药和燃烧弹飞过的城市运送必要的补给品。
在战役过程中，盟军轰炸部队付出惨重的代价：1944年一年，第8航空队损失了2400架轰炸机;贯穿二战始终，轰炸机司令部阵亡了5.5万名将士，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陆军军官数量还多。
然而，阵亡的飞行员无法获得给予“失去的一代”的那种纪念。尽管他们与希特勒的殊死搏斗让多数英国人感到闷闷不乐的满意，但他们的战斗却从未赢得整个国家的支持，其道德受到了公开质疑。
在英国下议院，工党议员理查德 斯托克斯(Richard Stokes)提出质疑，在上议院，奇切斯特主教贝尔(Bishop Bell of Chichester)的质疑更为执著。英国最重要的保守党家族族长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也在私人信件中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都认为，引用索尔兹伯里阁下的话说，“当然德国人是始作俑者，但是我们不以魔鬼为榜样”。
这与民族良心挥之不去的自责相吻合，因此战争结束后，“轰炸机”哈里斯没能得到授予其他所有主要的英国指挥官的贵族头衔，他的部下也没能得到与众不同的勋章。无路可退的英国人不愿承认他们的人格曾经降低到敌人的水平。胜利时，他们记得他们相信公平竞赛。战略轰炸也许甚至是不明智的策略，当然不能算公平竞赛。关于战略轰炸的过程及结果，连最始终如一地执行它的人都避而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