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导火索
1389年6月15日(儒略历)，奥斯曼军队与试图阻拦他们的基督教联军在科索沃平原展开决战。塞尔维亚的贵族精英几乎全部在战场上阵亡，七年之后塞尔维亚被奥斯曼帝国吞并。科索沃的灾难给后世的塞尔维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817年近代塞尔维亚复国后，每年都要在儒略历6月15日(公历6月28日)纪念科索沃战役。由于这一天也是基督教圣徒维图斯的主日，因此在塞尔维亚也被称为“维多夫丹节”。
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相反，波斯尼亚的居民大多数属于异端的鲍格米尔教派，这个教派认为物质世界是撒旦而非上帝创造的，因此世人必须抵制物质诱惑，过禁欲生活。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后，大部分鲍格米尔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波斯尼亚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自治的贵族共和国，当地总督多是本地贵族，虽然保持了自己的语言，但在衣着、头衔和生活习惯上仿效土耳其人。
1877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以“代管”的名义出兵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理由是统治该地的土耳其政府颟顸无能，导致骚动迭起。但是，奥匈帝国在1878年的《柏林条约》中允诺，“一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恢复秩序与繁荣”，就把两省归还给土耳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奥匈当局改善了当地的教育、卫生、土地和宗教事务，修筑了公路、铁路和桥梁。另一方面，随着公路、铁路和学校的普及，加速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波斯尼亚人中的散布和传播。
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民族主义成为支配性的政治力量，而且常常与所谓“伟大的帝国主义视野”联系起来。在强盛的欧洲大国中，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往往宿命地、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互相促进。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帝国主义事业的支持者。由于投入和期望很高，帝国主义目标的不断挫折往往加强民族主义，并使其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匈帝国。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战败后，德国首相俾斯麦就一直积极鼓励它向巴尔干地区“发展”。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南下进入地中海，一边扶植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一边也默许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扩张。
另一方面，法国同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有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罗马尼亚人视法国为“拉丁文化之母”，二十世纪初的布加勒斯特被誉为“东欧的巴黎”;塞尔维亚军队的武器主要从法国进口。这样，法国在巴尔干地区同奥匈帝国形成了竞争关系。
与此同时，俄国也长期视信奉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1877年俄土战争之后使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版图。俄国的长远目标是吞并这两个国家，以及奥斯曼帝国其余的欧洲领土，将君士坦丁堡变为“沙皇格勒”，并获得自由进出黑海的咽喉要道。但是俄国的南下一方面受阻于英国的“大博弈”，另一方面也受到奥匈帝国的阻挠。
1903年塞尔维亚军官团发动政变，推翻了声名狼藉的奥布拉诺维奇王朝，卡拉乔治维奇王朝国王彼得一世登基。他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恢复宪法，财政也纳入了轨道。外交方面，塞尔维亚向俄国靠拢，并设法改善同邻国保加利亚的关系，甚至提议两国实行关税同盟。这将损害奥匈帝国的利益。
1905年，奥匈帝国要求塞尔维亚终止和保加利亚的关税同盟谈判，并且要求塞军的全部军火都从奥匈帝国订购。这两个要求遭到拒绝后，奥匈宣布对塞尔维亚过境运输的商品征收巨额关税。塞尔维亚的出口商品中有百分之九十是运往奥匈，或通过奥匈运往海外的，其中生猪又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此这场关税战被称为“猪战”。
塞尔维亚人虽然处境困难，但拒不让步。他们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安排，使用萨洛尼卡港出口货物，同时还在西欧找到了新的市场。“猪战”不止促使塞尔维亚人认识到他们急迫需要一个出海口，更加深了他们对奥地利的怨恨。“不扩张便灭亡”成了塞尔维亚激进分子的口号。有些人主张吞并马其顿和萨洛尼卡地区，还有人希望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
1908年，奥斯曼帝国开始实施“青年土耳其党”改革，这令奥匈帝国忧心忡忡，唯恐对方以“国内政治已日趋完善”为由索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年10月6日，奥匈总督布里安男爵突然宣布将这两个省并入奥匈帝国。此举既未与其他大国协商，也违背了1878年奥匈帝国在《柏林条约》中的承诺。塞尔维亚群情激愤，举国沸腾，认为奥匈吞并波斯尼亚是故意针对塞尔维亚的挑衅举动。
布里安男爵的举动差点使欧洲在1908年就陷入一场大战。英国和法国自不用说，连德国也对此举十分气恼，可是德国又不能同它这唯一坚定的盟国发生争吵。俄国的反应最接近于战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塞尔维亚报纸连篇累牍地鼓吹对奥匈帝国宣战，并盼望俄国的支援。但是由于德国向俄国施加压力，警告说会动员兵力帮助奥匈帝国，俄国人只好打退堂鼓。1909年3月，俄国外交大臣萨松诺夫通知塞尔维亚政府，“我国军队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无法作战。”塞尔维亚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总4页1234下一页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