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4月中旬，爱娃·布劳恩来到地堡。令大家吃惊的是，她是乘飞机离开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冒着炮火降落在首都几条仍可使用的飞机跑道上的。我甚至不知道希特勒是否事先得知她的到来。
仅仅几天后，即4月16日凌晨，一条消息称，红军已从奥代尔-奈斯分界线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左森司令部、总理府里的国防军电话总机、希特勒参谋部和地堡之间的电话联系夜以继日地持续着。地堡里，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紧张气氛。克莱布斯和布格多夫将军不停地讨论着，希特勒则格外激动，他表情紧张，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但仍坚持在地堡坐镇指挥。
德军防线瓦解了。4月20日是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苏联坦克已经到达首都附近的小镇，柏林城实际上已被包围。不知是头天还是当天，有人来地堡通知说，已经听到苏军的隆隆炮声了，下午3点的军事会议只得推迟举行。中央走道里聚集了很多人，至少有20多个。我看到戈林、希姆莱、鲍曼、邓尼茨、费格莱因、凯特尔、里宾特洛甫、施佩尔、约德尔、克莱布斯、布格多夫以及其他人相继从我前面经过，副官则比他们先下来。亲信圈子全在那里，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在这座被封锁的城市里，大家最后一次聚集在“领袖”身边，我不知道这些帝国高官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中向希特勒贺寿的，只记得那天晚上聚会结束后不久，戈林迅速离去，他准备当晚前往南方，去会他的太太和女儿，她们都待在奥柏萨尔斯堡的山中，比较安全。
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离去，希姆莱、邓尼茨和卡尔登布鲁纳也不失时机地走了。飞机已准备就绪，车队也在等候命令，以便在公路关闭前迅速撤离柏林。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杰斯科·冯·布特卡默与两名士兵被派往伯格霍夫销毁文件。
动荡不安已到达顶点。那天晚上我没有离开地堡，没有人来找我，我觉得，现场气氛预示着一种不祥。希特勒的生日标志着末日的开始。
我想，从第二天起，苏军就突破了大柏林防线，市中心遭到炮击。据我所知，那天希特勒似乎受到了特别的凌辱，精神上遭到重创。
我非常牵挂太太格尔达和女儿。由于要坚守这个致命的地堡，我只能给她们打电话。几天前，她们已经搬到南部卢多的我岳父岳母家。那里比我们位于城东卡尔斯霍斯特区的家要相对安全些，原来的家离苏军前沿阵地只有几公里。4月21日晚，午夜过后，我试图去找她们。总理府和我在卢多的家相距不过15公里。但电话没有打通，第一次没能与太太通上话，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我尝试了好多次，但仍无结果。当时已是后半夜，地堡里一片静谧。在旁边的一间房里，两名哨兵躺在一张乡间小床上，鼾声如雷。
不一会，我发现柏林南部的布里茨电话中心调节器有毛病，卢多、布科夫等地的通信必须经由那里接通。怎么办？我突然冒出一个狂热的念头，尝试与我很熟的慕尼黑调度员总机联系，因为我经常和他们通话。我知道这条线有一条宽带电缆，可以同时接通280条电话线路。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迅速向第一位伙伴作了解释。一名女电话员突然闯入我们的交谈。她是专门接长途电话的，很客气地提议碰碰运气。我把可以找到我太太的电话号码给了她，但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不料，一分钟后，我和格尔达通上了话，她还没睡。
4月22日，突击队队长弗朗兹·谢德尔来找我，告诉我说，有几架飞机即将从柏林起飞，他可以在飞机上给我预留一个位子，我现在还来得及把太太和女儿接过来乘坐这架飞机逃离柏林。我出了地堡，上了专用车，以最快速度穿越已成废墟的城市。
然而，格尔达拒绝了。她不想丢下父母不管，女儿也无法同行。她发高烧，体温已达40摄氏度。我们在极度悲伤中告别，我向她许诺几天后回来。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9年，直到我在苏联的战俘生活结束，才看到格尔达和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