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里亚王朝的结局很不光彩，继一名女帝之后，是一系列短命的皇帝和不体统的登基，直到弗里吉亚(Phrygian)王朝奠基人迈克尔二世(MichaelⅡ)在公元820年成功谋害当时的皇帝为止。而他的家族在公元867年被马其顿王朝取代，拜占庭在该王朝治理下达到成功的顶峰。存在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的地区设有共治皇帝，以保全朝的完整性。该时期初始阶段，帝国内部分歧和困难的主要源头之一，就如过去经常发生的一样，是宗教问题。这又往往与政治和地方问题纠结不清，在帝国肆虐成患，拖慢了复原的速度。
圣像破坏运动是其中突出的例子，造成了一百多年剑拔弩张的局面。圣徒、圣母和上帝本人的画像及雕塑，已成为正教会潜心崇拜和布道的重要工具之一。古代晚期，此类画像或圣像在西方也有一席之地，但当时它们占据了正教教堂的特殊位置安放在神龛内或画在特殊的屏布上展示，供信徒瞻仰和冥思。它们的意义远甚于装饰，因为其安置方式传达了教会的教导，而且如某著者所言，提供了“天堂与人间的交汇点”，虔诚的信徒身处圣像之间，可以感到被整个不可见的教堂所包围，被逝者、圣徒和天使，被基督和圣母所包围。圣像创作要专注于如此炙热的宗教情感，能在绘画或镶嵌画领域创造若干拜占庭(以及后来的斯拉夫)艺术的最高杰作也就完全不令人惊讶了。
6世纪，圣像已成为东方教堂中显赫的存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人们继续对圣像报以崇敬，在很多地方，向它们祈祷的人越来越多，但随后其使用遭到质疑。有趣的是，在此之前，哈里发刚发起一场运动，反对在伊斯兰宗教仪式中使用画像和雕像。但也不能因此推断圣像破坏运动的理念来自穆斯林。圣像批判者声称它们是偶像，使本应献给上帝的崇拜误入歧途，被凡人的造物所夺;他们主张破坏或抹除这些圣像，并拿起石灰水、刷子和锤子展开坚决的行动。利奥三世支持这些人。关于帝国当局成为圣像破坏运动后盾的原因仍有很多不解之处，但利奥的行为是基于各方主教的建议，而且阿拉伯入侵和火山喷发无疑可以作为上帝不满的证据。因此，公元730年颁布了一道敕令，禁止在公共崇拜场所使用画像和雕塑。随后，抵制敕令的人遭到迫害。在君士坦丁堡，执行的效力始终比其他行省要明显。
该运动在君士坦丁五世治下达到顶峰，并获得公元754年主教356会议的批准。迫害更为猛烈，出现了殉道者，尤其是在修士当中，他们通常比世俗教士更狂热地捍卫圣像。但圣像破坏运动始终要依靠帝室的支持，在下一个世纪也出现了起伏和反复。在利奥四世及其遗孀“伊琳娜(Ireneiconophile)夺回一定空间，不过压迫行动又随之反弹。直到公元843年，大斋期(Lent)的第一个周日，圣像最终得到平反，这一天至今仍是东方正教会所庆祝的节日。这段异常时期包含什么意义?有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解释，称基督徒崇拜圣像的行为令促使犹太人和穆斯林改教的工作更为困难。不过这还不能充分解决我们的疑惑。同样，宗教纷争不能脱离宗教以外的因素，但终极原因可能是出于某种宗教审慎意识。考虑到东方帝国发生的神学争议中经常表现出的狂热态度，这场辩论会染上怨恨和敌意也就不难理解了。有关艺术或艺术手法的质疑没有出现:拜占庭不是一个会为此起争执的国家。
革命者的感受才是问题的焦点，他们认为希腊文明对圣像的极端崇拜(相对而言是最近发生的)堕入了偶像崇拜的泥淖，阿拉伯人入侵的灾祸是上帝震怒的第一声轰雷;而此时，如果有一位像《日约》中的以色列王那样虔诚的国王来打破这些偶像，就还来得及拯救万民于罪恶的深渊。对于一种感到自身陷人绝境的信仰和精神世界而言，事态就更容易朝这一方向发展。值得关注的是，圣像破坏运动在军队中尤其强势。另一个有所启发的事实是圣像往往以当地圣徒或圣人为原型，而取代他们的圣餐和十字架却是统一的、简单化的象征物，这多少预示了拜占庭宗教和社会从8世纪起将呈现出的同质化新形态。
最后，圣像破坏运动的成因也有一部分来自怨气。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舆论一直有利于那些在布道中给予圣像如此显赫地位的修士。因此，圣像破坏运动不仅是为平息上帝怒火而采取的深思熟虑的举措，也是代表中央集权的皇帝和主教对地方教士、独立城镇和修道院、圣人密宗团体的反击。圣像破坏运动冒犯了很多西方教会人士，但比此前的一切事件都更清晰地表明了正教与拉丁基督教之间的鸿沟已大到何种程度。由于拉丁文化被日耳曼人掌控，西方教会也发生了变化，慢慢远离东方希腊教会的精神。圣像破坏运动者召开主教大会，冒犯了早已谴责过利357奥支持者的教皇。皇帝插足关乎信仰的事宜，令罗马教廷戒心顿起。于是，圣像破坏运动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世界两部分之间的分歧。
在小编看来文化差异已非常广泛和普遍这不奇怪，因为从拜占庭走海路前往意大利要两个月，而陆地上则有斯拉夫各民族像楔子一般锲在使用两种语言的文化之间。东西方在官方层面的接触不可能完全断绝。但历史在这方面也创造了新的分歧，特别是公元800年，教皇将一名法兰克国王加冕为“皇帝”。这对主张自己才是罗马传统继承人的拜占庭不啻是一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