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跟大家讲述的是罗马时期的历史。在盖约·格拉古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也去世了，提比略·格拉古的儿子也没有活到成年。只有他们的母亲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还活着。
根据普鲁塔克的撰述，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提起两个儿子时，没有流泪，也没有哀叹。有人推断，无情的岁月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使这位老人麻木了。当然，这些人无法理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贵的人在面对自己多舛的命运时，“与其默默承受，不如抬头面对”。
贵族们以为除掉格拉古兄弟后他们就能重掌大权，但他们很快发现，接下来的对手远不及格拉古兄弟仁厚。清算盖约·格拉古的惨案发生在公元前121年。公元前119年，《玛利亚法》颁布，这是第一部重拳打击罗马贵族统治的法律。
玛利亚法规定，每个罗马人都可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参加选举。该法律对任一公职都适用，目的是防止参与竞选的官员拉票。法案一出，便引起了贵族的强烈反对，虽然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玛利亚法》的实行。
阴谋诡计是贵族们最有力的武器，但他们的权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由于相互嫉妒，他们不愿接受他人的领导，一盘散沙似的等待其他派系将其推翻。共和政体已经名存实亡，即便如此，贵族们还是屡次挑衅对手，但这种反动行为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所以贵族们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为他们投票。他们不敢干预盖约·格拉古的《粮食法》，也不敢改变亚洲行省的税收制度。
十七年前，他们遏制不了骑士阶层的壮大，十七年后，他们依旧不敢废除从骑士阶层中挑选审判员的制度，但在他们“敢”做的事情上，他们绝不手软。譬如，迫害格拉古党人，将波比留·利纳斯从流放地召回等。再如，奥皮姆斯被控利用职权公报私仇杀害了一位公民，元老院竟然将其无罪释放。
但对以同样罪名被控诉的帕皮礼乌斯·卡尔博，元老院却拒绝释放他，因为他曾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尽管他后来脱离了格拉古阵营。因此，奥皮姆斯下台后，他的代言人被迫自杀，这是一个从事可鄙职业的人应有的下场。
很快，回光返照的贵族们开始加强他们对罗马政务的控制。《巴比亚法》保护了在迦太基获得小块土地的殖民者，但元老院废除了盖约·格拉古曾经规划的殖民地，除涅普顿尼亚外，所有的殖民事务一律终止。接着，他们连续发布了三道政令，废除了《农业法》，使曾因这部法律获得喘息的意大利再度回到了衰退的轨道上。
这三道政令是：第一，允许土地持有者转卖土地。提比略·格拉古曾明令禁止转卖土地，但现在，富人可以买下小土地主手中所有的土地，并使用各种手段将小土地主驱逐出去。
第二，一个叫鲍里斯或托里斯的保民官禁止继续分发土地，并撤销了土地委员会。这两道法令将大面积的公地双手送给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富人，这些富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头衔。但在格拉古时代，想要获得头衔必须通过烦琐的申请程序。转卖土地虽然是一个冒险行为，但足具诱惑力，因此农民对这一政令选择保持沉默。之前被德鲁苏斯废除的地税现在开始重新征收，获得的利益被贵族们瓜分。
第三，由于人们对上述愚蠢政策的姑息纵容，贵族们从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唆使一个叫凯厄斯·巴比斯的保民官废除了所有地税。这项在公元前111年出台的法律通常被称为《托利安法》，但真正的《托利安法》可能在公元前118已经开始实行。
其间，富人们不断吞并穷人的土地，因此，当元老院废除地税时，真正的获利者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还通过合法方式一劳永逸地将公地转为私地我们称其《巴比安法》。西塞罗认为，制定这一法律的斯皮里乌斯·托里斯同时废除了地税，但据阿庇安记载，废除地税的是斯皮里乌斯·鲍里斯。
据推测，很可能是西塞罗将这两个名字弄混了，阿庇安记载的斯皮里乌斯·鲍里斯实际上就是斯皮里乌斯·托里斯，而西塞罗提到的保民官斯皮里乌斯·托里斯实际上是另一人。不管怎样，该法律使富人受益无穷，因为他们是土地的主人。
为了防止意大利人反抗，他们在法律中加入了一些其他条款。譬如，提比略·格拉古打算收回原来专门拨给拉丁城的一些土地，这些土地上的许多贫苦农民因为被驱逐而心生不满，但该法令将这些土地的持有权恢复到了提比略·格拉古立法前的状态。也就是说，虽然元老院没有给予这些土地持有者永久性头衔，但也不干预他们占有这些土地。
此外，如果意大利的自由居民和拉丁人交出盖约·格拉古之前建立的殖民地的土地，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补偿，而且贫苦农民也可以得到一笔补偿，他们可以在仍旧属于公地的牧场上放牧，但大牲口不得超过十只，小牲口不得超过五十只。
根据该法，原来由土地委员会掌握的土地司法权现在掌握在执政官、检察官和裁判官手中。纳税人与税收官的矛盾纠纷案由执政官、裁判官审判，因为此类案件主要发生在外省，所以主要由各行省的行政长官处理。
阿庇安对这种反动立法的后果做了大致的总结：该法导致公民人口减少、兵源匮乏和税收赤字。实际上这些结果已经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奴隶的不满、大庄园的膨胀、人口的减少、土地的贬值…高奏凯歌的贵族们正一步步将这个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最后这段时间，贵族们不为意大利的利益奋斗，也不为征服世界奋斗，而是忙着巩固罗马在意大利的地位和自己在罗马的地位。
财富和权力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据说在巴比安法颁布后的十年，所有公民中只有两千户富人。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23年，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四个儿子和两个侄子都担任过执政官，他本人也担任过罗马所有的高级职位。正像罗马历史学家塞勒斯特说的那样，贵族的荣耀代代相传。
罗马还有不少残存的格拉古党，他们迫切希望改变乌烟瘴气的社会现状，但由于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再加上敌人的威胁恐吓，他们敢怒不敢言。在努曼提雅战争中，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曾为自己指定了一名接班人，他说如果自己战死，这位年轻人可以接替自己的位置。
现在这位勇敢的将士已经从政，他一面忙着遏制贵族的势力，竭力维持投票的私密性和有效性，一面忙着抵制分发谷物，对抗乌合之众。然而，没人知道他能走多远，虽然他已经是一位裁判官，但还是常常遭到梅特路斯家族的排挤。盖约·格拉古的死使元老院的统治延长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内外交困、屈节辱命的二十年：朱古达战争的节节失利、西西里的二次奴隶起义、幽灵般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罗马军队的一次次打击。
公元前105年的一次战争结束了这一切，这次战争比第二次布匿战争更惨烈。此时，元老院的腐朽堕落已经达到极致，双手沾满格拉古兄弟鲜血的刽子手也倒在了盖乌斯·马略的剑下毫无还手之力，他们受到千夫所指，无人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