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拿破仑为了扫除“英国豹”，西班牙派出了三支军队，差点儿就成功了。最后威灵顿公爵且战且退，尽管给法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最后还是被围困在了里斯本。但是，他在此有一道法军无法攻破的防线，被称之为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英国海军也保护了他通往塔古斯河的补给线。法国在1810年至1811年的冬季围攻战中损失了25000人，不得不撤退。1811年夏和1812年夏，威灵顿乘机率军进入西班牙，在冬天迅速退守到葡萄牙。面对威灵顿军队的飘忽不定和西班牙无所不在的游击队，法国军队渐渐灰心丧气。1812年，威灵顿在萨拉曼卡击败法军，1813年又在维多利亚击败之。“英国豹”把法国鹰从半岛驱除出去。
英国在半岛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种因素——英国海军、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以及威灵顿和他的军队。从最初的出兵之时，到严冬退守至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海军一直是英国军队不可或缺的生命线。除了这些之外英国海军还帮助那些游击队，他们的骚扰削弱了法军的力量。法国革命将法国人强大的爱国主义力量释放了出来，这时候，通过征服，革命也唤起了蕴藏在欧洲其他国家人民心中的一种类似的爱国主义。20年来，法国人的民族国家思想破坏了欧洲的势力均衡。但是，它在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唤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激起了一种创造新势力均衡的力量。利物浦勋爵的保守政府发挥了其才智，命令威灵顿及其军队与这种革命势力联合，威灵顿公爵以其精明和机敏领导了这个联盟。
在反法战争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提供食物，给予庇护，刺探情报。他们像游击队一样，也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英勇地进行斗争。威灵顿尊重他们。他对自己的士兵也很尊重，关心他们的需要，赏罚公正，英明地领导他们。他认真研究战略战术，发现拿破仑用兵的两个最大的优点——军队的快速机动和以优势兵力攻击对方虚弱之处，但此中也存在着弱点。拿破仑军队的灵活机动，是因为其轻装行军和就食民间，他能够集中兵力，是因为他以大量的军队攻击对方仓促布成的战线，而对方依据的是传统的军事方法。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军几乎没有食物可以利用，他们不得不运送大量的给养。威灵顿也避免了一切可以以优势兵力打破他的战线的战斗。他釆取逃避战术，直到他看到法国阵地的弱点;之后他会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袭击。他训练有素的火枪手也明白，直到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时才开枪射击。
1815年10月，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役中，英国火枪队阵线坚固，他们致命的射击给拿破仑冲锋的队伍以重创。威灵顿公爵的战略和战术合理，他坚定地统帅部队，而且组织和计划周密，这些都帮助英国首次赢得了半岛战役的胜利，后来，在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之后，又夺取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
半岛之战虽然富有戏剧性，但这次战役并非决定性的战役。英国和法国双方继续他们激烈的经济对抗，这使双方卷入了另外的战争。英国在遥远的西方与美国作战;法国在遥远的东方与俄国交战，而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的失败。
为了对法国进行封锁，英国强烈主张其对公海的权利。于是，英国迫使与欧洲通商的美国船只使用英国港口，向英国纳税，而且在公海上，英国能够进行违禁品搜查。英国还逮捕任何他们怀疑是很早从英国海军逃走的水兵。最终，这些专横的措施使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忍无可忍，于1812年6月中旬对英宣战，这时美国尚不知在同一个月中，英国已把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去除了。经过了在北美五大湖地区和公海之上的非决定性战斗之后，经过了谈判桌上的激烈争辩之后，双方于1814年12月24日签署了合约。
对英国来说，1812年的战争是小事情;对于法国而言，这场和俄国的战争是一场大突变。拿破仑对俄国逃避大陆封锁体系而感到不悦，对他无能力迫使英国投降而感到沮丧，于是决定征服大陆上最后一个独立势力。1812年，俄国广阔的草原地带、严寒的冬天、以及顽强的防御摧毁了拿破仑的大军。1813年和1814年，德意志和俄国军队为了反抗这种被压迫的局面，因此他们受到了新爱国主义的激励，彻底击败了拿破仑，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梦最终破灭了。此刻，联盟面临的任务是重建欧洲。
卡斯尔累勋爵是一个高傲的、冷漠的贵族，是一个眼光敏锐、手腕高超的外交家。1812年，他担任外交大臣。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后，卡斯尔累认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英国的结盟可以击败革命的法国，能够重建欧洲。然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联盟目标明确，团结稳固，这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前三次联盟的失败，部分上是因为他们缺乏领导。1813年和1814年，卡斯尔累成为了这个同盟的领导者。他明白，第四次联盟不同于前三次，因为这次战争，正如他提出那样，是一次“民族性的战争”。
因此，他以英国慷慨大度的资助和威灵顿军队的军事参与，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广大的联盟，英国在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为了确保同盟的成功，他于1814年1月前往欧洲。到了3月初，他说服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签署了《肖蒙条约》，其中规定英国保证每年提供500万英镑的经费，每一个同盟国，包括英国在内，都保证提供至少150000名士兵。卡斯尔累欢呼道：“这是一种多么非凡的力量啊!”该条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0年内，签约国定期召开会议，主要是观察法国有没有进一步制造战争的迹象。3月底，巴黎沦陷，拿破仑投降了。
卡斯尔累的下一步工作是，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哈登贝格王公、以及奥地利梅特涅伯爵一起，商谈欧洲和平建设的问题。对于卡斯尔累而言，这种和平的根本条件是：要公正、明智地对待法国。法国应该是欧洲体系中的一个强大、独立的成员，但必须受到一系列强国的牵制。在1814年5月的第一次《巴黎条约》上，他成功地达到了这些目的。这个条约保持了法国1792年的国界，归还了除多巴哥岛、圣路西亚和毛里求斯之外所有的殖民地。波旁王朝君主路易十八复位，但是必须以立宪为条件，这一决定出自于亚历山大神秘的自由主义，并非来自卡斯尔累苛刻的托利主义。卡斯尔累的主要贡献是，他坚持要有一个奥兰治王室统治之下的、版图扩大的强大尼德兰王国，其中包括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内，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阻止法国扩张的屏障。普鲁士的版图扩大了，特别是在莱茵河流域的势力更加强大，它和新的德意志邦联、中立的瑞士、强大的撒丁、占据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一起，对法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包围圈。
遏制法国的政策是战后协议第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给战胜国以补偿。从理论上讲，遏制政策和补偿政策都反映了一句格言：果实是属于胜利者的。俄国获得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英国得到了开普殖民地、马耳他和毛里求斯。普鲁士吞并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萨克森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莱茵河流域的领土。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北部的领土、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德意志南部的领土。大部分协议都在各国参加最伟大、最辉煌的外交聚会——维也纳会议——之前就已达成了。在维也纳，各大国外交官在舞会、宴席、密谋、以及莫扎特的歌剧中，认可了早已做出的安排，达成了新的协定，并完成了欧洲的重建。欧洲重建所依据的，是一种势力均衡的旧原则和一种集体行动的新精神，这种新精神以欧洲协调这个词来表达。
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他将法国人重新集结起来，以及他在滑铁卢的失败，这些使拟定第二次《巴黎条约》成为了必要。法国对拿破仑的热烈欢迎和战事再起，在英国民众之间以及在欧洲各君主首脑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复仇情绪。冷静沉着的卡斯尔累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的协助下，抵挡住了这种情绪。第二次巴黎条约在法国国界问题上仅有较小的变更。对于卡斯尔累来说，一个强大的法国对当时被称之为“公正均势"的外交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在建立这种均势的过程中，卡斯尔累无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新兴力量。他根据势力、而不是根据民族主义来加以思考、判断，因此希望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势力加强，愿意让尼德兰把比利时纳入进来，也希望普鲁士拥有在莱茵河流域更广阔的领土。他深怕自由主义，帮助反动的波旁家族登上了那不勒斯和马德里的王位。这些措施的结果并未一直稳定住局势。
1820年和1822年，那不勒斯和马德里发生了革命;1830年，比利时对荷兰宣战，直到1848年，意大利北部兴起了一场反对奥地利的运动。为了镇压那不勒斯人民，梅特涅召集大臣们开了一次列强会议。这种做法，反映了卡斯尔累想运用这样的会议来牵制任何一个扰乱欧洲势力均衡的国家。这种思想体现在第二次巴黎和约的第6条中，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卡斯尔累的思想观点是最富创造性的。但是，在梅特涅和亚历山大的操纵下，会议体系变成了一种在某些国家内镇压自由主义的工具，卡斯尔累认为，这种举动是对协调外交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卡斯尔累勋爵利用定期的列强会议来阻止战争的思想胎死腹中了。1818年，在亚琛举行的四个战胜国会议，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仪式，它欢迎法国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强国参与进来。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于1820年末在特罗波举行，1821年初在卢布尔雅那休会，这次会议是为了镇压那不勒斯、皮德蒙特、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的自由主义革命。卡斯尔累勋爵没有参加会议，他反对这种镇压自由主义的政策。尽管不支持革命，但他依然认为，强国干涉弱小国家的内部事务，会存在极大危险。然而，三位东方独裁者坚持这种策略：1822年9月，他们在维罗纳开会议，目的是为了协商镇压西班牙革命。在他们会晤前的一个月，卡斯尔累自杀身亡，给他的继任者遗书训令，反对使用列强会议作为破坏西班牙宪政的工具。
卡斯尔累是第四次反法同盟、两个巴黎条约、四国联盟、维也纳会议、以及欧洲协调思想的创始人和建筑师，也正是他，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协调。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不再相信通过会议来进行外交，而是因为他认为梅特涅和亚历山大曲解了协议的目的：从原有的为欧洲国际关系创造一个新的公法体系变成了现今的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结语
这样的做法，离团结的欧洲越来越远，只会把欧洲分成反动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两个阵营。1822年10月之后，调停两种力量的任务落到了乔治坎宁身上，他聪明睿智，能言善辩，是一个让许多人憎恨、又让许多人喜欢的自由主义托利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