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古希腊城邦之一，以其严酷纪律、贵族统治和军国主义闻名。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如果将斯巴达崛起的历史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整体发展的背景下，公元前750年其直接或间接的对外联系的急剧增加无疑反映了斯巴达事实上已经成为具备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城邦。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复杂变化，斯巴达对外扩张的动力是什么?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因何而起?斯巴达艺术与贸易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反映了其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何种变革?变革又是如何服务于斯巴达城邦的战略目标的?
一、美塞尼亚战争与希洛人的产生
“在希腊世界，罕有城市的领土不接触大海，陆上交通的困难以及海洋分割下岛屿、地峡、港湾间形成的优良海上通道促进了殖民和商业的发展。”但斯巴达显然是个特例，其起源于伯罗奔尼撒南部欧罗达河河岸边的几个村庄的集合体，祖先是从北方到来的多利安人。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斯巴达人在原先四个村庄的基础上，向拉科尼亚平原南部扩张，兼并了阿密克利和帖拉普涅。
到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大约公元前735年，热衷于领土扩张的斯巴达人发现，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考虑，欧罗达河沿岸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城邦发展的需求，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西部的美塞尼亚地区。
伯罗奔尼撒半岛被塔格图斯山分为两部分，东部又被帕尔农山脉分成东部海岸地区和欧罗达河河谷地区，河谷地区就是斯巴达人最初的领土。西部地区地形较为平区，西北部是依托迈山，这片土地就是美塞尼亚地区。
美塞尼亚地区面积与拉科尼亚相当，但后者多山，前者的可耕种面积要更为广阔。传统意义上，这场对美塞尼亚地区的征服持续了有一百年之久，包括了两次主要的战争，第一次是斯巴达征服该地区，第二次则是美塞尼亚人起义反抗失败的过程，在这两次战争之余，地区间冲突没有间断。
征服美塞尼亚是斯巴达对外扩张和争霸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一步。据记载，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是斯巴达人借口国王特勒克勒斯被杀，发起大规模侵略的。但可能在这之前，斯巴达人已经和美塞尼亚人有过多次边境冲突。
卡特利奇论证了人口增长是否是斯巴达人扩张的唯一因素，通过对比斯巴达和雅典等殖民城邦，他认为拉科尼亚地区人口过剩是相对的，斯巴达不能像阿提卡、彼奥提亚或是阿尔戈斯地区一样通过内部殖民扩张完成政治整合、通过土地垦殖换取公民权的原因有二。
一是拉科尼亚地区的土地开发潜力有限，二是斯巴达人和边民在政治地位上有鸿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法改变公民结构。此外殖民和海外拓殖并不是斯巴达地理条件下的首选，在公元前八世纪用粮食进口来抵制国内产出短缺也不现实。
这场战争从南部的马卡利亚平原开始，一步步向北推进。战争发生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杰弗里认为是公元前735年，哈蒙德则认为是在公元前740年-前720年之间。战争十分惨烈，斯巴达人和美塞尼亚人一开始互有胜负，在战争的第四年，斯巴达人在国王的带领下取得胜利，美塞尼亚人后撤到依托迈山进行抵抗。
斯巴达的扩张行为引发了周遭其他城邦的警惕，战争进行到第十五年的时候，克里特撤回了对斯巴达的援军，阿卡迪亚人公开支持美塞尼亚，阿尔戈斯暗中支持美塞尼亚。
尽管斯巴达人仍在不断取胜，但国际形势已经大大恶化了，不过随后斯巴达人获得了科林斯的支持，最终占领依托迈山，驱逐了美塞尼亚人的军队，并把原先的居民变为了国有奴隶，也就是希洛人。希洛人作为国有奴隶，其人身权直属斯巴达城邦，管理上则由斯巴达公民个人负责，同时还有一种库普提亚制度对其施加严酷的管理。
斯巴达人通过份地的形式将每个希洛人家庭固化在土地上，每一块份地对应一个斯巴达家庭，希洛人需向土地的主人缴纳土地出产的一半作为税额，每个斯巴达家庭再将自己的份地准，一旦无法缴纳，公民将失去公民权。于是通过环环相扣的制度，斯巴达实现了对自身公民和希洛人的严密管控。
除了家庭制管理外，库普提亚制度是一种较为残忍和暴力的管理制度。普鲁塔克记载，行政长官会派遣青年战士带着武器到乡间去，杀死抓住的每一个希洛人。甚至在劳作的田野间，集体屠杀最结实有力的希洛人。修昔底德也记载了斯巴达曾秘密处死2000名精心挑选的希洛人，以反映斯巴达寡头统治的残暴。
真实的库普提亚制度可能没有这样夸张，但带有暴力色彩，对希洛人可能的惩罚甚至杀戮是存在的。希洛人和斯巴达人的紧张关系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阶级剥削的沉重压迫。斯巴达发展的一切物质基础都是来源于对希洛人的经济剥削，这种奴隶主和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驱动二者紧张关系的最根本原因。
二是民族征服的历史矛盾。美塞尼亚人、拉科尼亚人和斯巴达人都属于多利安民族，使用同样的语言，但因为征服而成为奴隶，这种深刻的民族仇恨很难通过时间消弭。从公元前464年后的希洛人大起义来看，这种尖锐矛盾持续存在，并有深化的可能。而且斯巴达人的神经也异常敏感，以军队人力资源为例，古典时期中后期斯巴达公民在战争中伤亡较多，军事将领都做了将希洛人或是庇里阿西人(边民)征召入伍的尝试，但都在政治上受到了极大阻力。希波战争中著名的摄政王波桑尼阿斯最后被指控，也是以煽动希洛人的名义定罪，可见对希洛人的政策基本是斯巴达政治的禁区。
三是管理体制的实际冲突。上述提及的家庭管理体制还是较为温和的，但库普提亚制度和史料中提及的对希洛人的屠杀无疑反映了管理中存在的暴力因素，这种高压管理只会积蓄仇恨，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罗马作家波桑尼阿斯记述了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后该地区居民的处境的恶劣，把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定义为反剥削的起义战争。
二、斯巴达崛起及其成因
公元前580年前后，斯巴达创造了一种有艺术品位的陶器，在遥远的库列姆和塔兰图姆都有它的仿制品，斯巴达同埃及和吕底亚都进行着贸易，大量手工制品和诸如黄金、象牙饰物都表明和在早期和中期斯巴达的清教徒式精神相反，此时是“斯巴达艺术的黄金时代”。
是什么因素导致斯巴达压制了自身的艺术文化发展，将一切可能的资源都只用于军事必需?斯巴达人在战后短暂的繁荣的结束是和另一场改革同步进行的，正是大瑞特拉记载的这次莱库古改革制定了接下来180余年斯巴达的发展路线，为斯巴达争夺霸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
斯巴达崛起的有利因素主要是三方面：斯巴达公民和特有的军事体制、斯巴达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以希洛人和边民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斯巴达公民和军事体制的优势具体是指在人口和全民军事化上斯巴达所做的努力。人口优势并不仅指自然增长优势，数量增长在希腊城邦特定历史的语境下增长到4500，在普鲁塔克的文献中莱库古分配份地时，已经达到9000份之多。
另外则是斯巴达公民不事生产，希洛人制度的存在使得其能够“将生命奉献给一个没有社会耻辱感的职业，即战争的手艺。”斯巴达人的军事能力是其争霸的最重要优势资源，职业军人的形成不仅是脱产的原因，也和严酷的军事教育体制有关，军事教育体制的发展与城邦需求息息相关，带有军事化、国家化、长期稳定特征的“阿高盖制度”强化了斯巴达人的军事理论、技能、纪律性。伊索克拉底称斯巴达的城邦制度像一座军营，公民心甘情愿服从。
另外斯巴达的军队中希洛人和边民充任的后勤保障和辅助工作，极大增强了其军事实力，一个斯巴达公民往往要配备多名奴隶，比例甚至达到一比七。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斯巴达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作为希腊城邦政体中带有浓重氏族社会残留的代表，斯巴达早期的政制并未达到均衡状态，修昔底德认为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高度稳定的制度，历经400年未曾改变，但其实所谓由国王、元老院、公民大会和监察官四部分构成的中央权力机构的形成有一个变化过程。
斯巴达在这一时期成功的政治改革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在社会激烈变革的背景下，找到一种代替僭主制的政治解决方案;二是使得国内政治斗争趋于平缓，斯巴达得以在对内对外事务上施加强有力控制。
“长期稳定，较少变革”是斯巴达政治发展史的重要特征，这一制度提供的内在动力使得斯巴达保持了古典时代的强盛，但也存在长期固化导致的僵化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以希洛人和边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斯巴达人的希洛人制度就是在阶级剥削和军事镇压之间寻找平衡，以达到城邦的最大利益，边民要比希洛人出现更早，作为居住在斯巴达边界上的族群，他们之间有紧密联系，边民有人身自由但没有政治权利，主要负责手工业。
结语
斯巴达人的经济体制是畸形的，通过较彻底的平均主义来移除资本和商品要素对社会的影响，谋求一种在斯巴达公民内部纯粹的朴素生活，但同时将生产必需通过阶级剥削转嫁给希洛人，是一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优势和缺陷都很明显。
斯巴达人通过税收、军事镇压的方式束缚希洛人的同时自身要受到强大的政策压力，一旦军事优势难以维系，体量庞大的希洛人的反扑将摧毁斯巴达，但若是小心控制，则能成为斯巴达霸权统治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