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希腊城邦国家体系及其行为体城邦体系是如何产生的吗?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古希腊城邦间关系是否是一个独立体系，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前现代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形式是帝国，在民族国家前的1000年间，国际政治的转变形式被描绘成一个帝国周期，世界政治以强大帝国的兴衰为特征，帝国统一并安排自己的国际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希腊城邦体系是先后从属于东方强大的吕底亚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的体系。但若是从希腊城邦自身出发，如马丁·怀特探索了体系的产生与共有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是早期宗教和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将波斯等因素视为体系的影响因素，则能得出另一个结论。
一、希腊城邦国家体系及其行为体
希腊城邦体系是一个地区性国际体系，是一个界限不断变化的体系。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把公元前546年伯罗奔尼撒同盟成立视作体系的起点，从这个角度看，希腊城邦体系是从中部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始，逐步向外界扩张。
在希波战争之前的这个时段，希腊世界各地区尚处于区域整合阶段，但斯巴达已经依托自身的军事实力优势，形成一种一超多强的格局，这个阶段可以视作体系的开始。待到希波战争开始，波斯入侵的外在威胁加强了希腊世界城邦的联系和合作，应把公元前481年科林斯地峡集会成立希腊同盟视作体系合作的一个高潮，事实上这也是希腊城邦体系面临共同危机的最成功的一次应对。
这个时候体系已经拓展到希腊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诸邦和意大利、西西里诸邦，近东地区波斯和北部马其顿则是体系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个时期对边界地区的影响力和互动还保持在较低水平，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希腊城邦体系的界限进一步扩张，在战争中后期已经被驱离该体系的波斯再一次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体系的扩张是伴随着主要城邦的拓殖和战争的进行而发展的，希腊文明持续同周遭地区如腓尼基、埃及、波斯发生互动，边界经常性发生变化。
体系内存在着由于共同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形成的泛希腊主义合力，但并不存在一个希腊城邦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体系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成体系诸行为体的类型。
希腊城邦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是城邦国家，还存在部落制实体和帝国，但部落的问题是对体系的影响和互动不足，帝国则超过了城邦体系的界限，无论是地理上还是体量上。城邦国家也不是相同的个体，按照体量和互动的强度可以划分为实力超一流的体系支配型城邦、实力较强大的区域型城邦、实力中等的独立型城邦以及实力偏弱的附庸型城邦。
体系支配型城邦包括斯巴达和雅典，还有公元前四世纪的底比斯。这类城邦首先要拥有强大的实力，主要是指城邦的体量规模，土地、人口、军队都要居于优势地位，这是称霸的基础。
其次，要完成地区的政治整合，进而在体系的领导权争夺中有一席之地，底比斯在彼奥提亚地区联盟形成之前不能算体系支配型城邦正是由于其长期限于地区霸权争夺，难以形成独立的对外政策并影响体系权势格局变革。
最后，对于体系领导权的争夺意愿也很重要，拥有强大实力和国际威望的城邦若没有与之匹配的政治目标只能成为一流的地区城邦。
体系的结构往往需要准确反映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体的权势和利益需求，支配型城邦使用多种手段维护统治秩序，创设国际规则，抵御外来侵略，处理国际危机，希腊同盟正是这个体系主要行为体之间最高层级合作的第一次尝试。
支配型城邦可以存在于一元结构和二元结构，体系的权势结构变化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根据边际成本和收益递减规律，支配型城邦通过征服和控制获取的经济盈余和日益增长的统治成本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由于城邦内部和体系层次政治经济技术的变化，会不断有新的行为体挑战霸权地位，在古希腊社会集中表现为霸权战争，希波战争、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科林斯战争以及最后马其顿入侵希腊都是体系权力结构从失衡到平衡的一次转化，衰落问题是所有霸权城邦都必然面临的困境。
区域型城邦是指在地区层次影响力巨大，有向支配型转化潜力的城邦。科林斯、底比斯就属于这个层次，他们受限于自身政治意愿或是其他支配型城邦的限制难以更进一步发展，但他们的对外政策对支配型城邦的影响巨大。
科林斯是最为典型的这类城邦，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它的实力仅次于斯巴达，其据有地峡两岸的诸多良港，是联结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中部希腊的战略要冲，也是希腊世界众多著名殖民城邦的母邦，无论从地缘位置还是国际威望的角度看都是一流城邦，但科林斯的对外政策也以均势和反霸思考为重点，这是它在同盟中政策的一个基点，同时也是斯巴达东征波斯时参与反斯巴达同盟的重要理由。
二、城邦体系的演进
如果将公元前481年的希腊同盟成立视作城邦体系完全形成的标志，那么按照权势格局和体系结构，可以将希腊城邦体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前387年的斯巴达独霸阶段，第三阶段是希腊城邦体系进一步碎片化的多元体系结构。
希腊城邦体系的第一阶段可以进一步分为希波战争阶段(公元前481-479)、大国协调阶段(公元前479-431)、霸权战争阶段(公元前431-404)，分别对应斯巴达领导下的二元结构、雅典斯巴达松散合作的二元结构、雅典斯巴达激烈对抗的二元结构。
公元前481年的科林斯地峡集会标志着希腊城邦体系由地区分立走向统一，主要城邦间的联合和交往加深，通过对抗波斯的外来入侵，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都展开了合作，希腊同盟是一个松散的结构，确立的“为自由而战”和“同友共敌”原则带有浓厚的战时色彩，从雅典和斯巴达在萨拉米斯海战以及普拉提亚之战前的争端可以看出这两者已经由合作走向了领导权的争夺，但该时期总体领导权是归属于斯巴达的。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获取了反波斯的领导权。
“五十年时期”是雅典与斯巴达关系发生复杂变化的时期，二者从合作到对抗到妥协再到对抗，在探索城邦间关系和帝国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大国协调机制不是近代欧洲世界的独创，无论是在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在古希腊时期，在意识到个体实力的局限性与体系反霸力量的强大，经过充分理性的收益成本核算前提下，大国协调是充分可能产生的。
大国协调的建立有相应的历史环境，但稳定的权势格局一定对应严苛的条件，核心利益没有巨大矛盾、必要的政治妥协和交换、充足的缓冲地带和额外利益都构成稳定的要件，如果二元格局不是建立在以上条件的基础上，或是在发展过程中要件发生改变，这个结构都可能是脆弱的甚至直接崩塌。
希波战争后斯巴达和雅典达成妥协的前提包括但不限于城邦间保守贵族的合作、斯巴达专心半岛事务和陆权、雅典主要拓展海上和近东地区利益，但当公元前五世纪60年代半岛局势趋缓、雅典内部发生民主改革、缓冲地带城邦发生纷争二者开始介入、雅典权势的增长特别是谋求在中部希腊的霸权构成对斯巴达的威胁后二者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
尽管霍恩布洛尔探讨了科林斯和阿尔戈斯的宗教矛盾可能是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唐纳德·卡根对于雅典在萨罗尼湾进行过度部署，严重威胁二者的缓冲地带以致战争的论断也同样重要。
这场霸权战争的预演给两个城邦以重要启示，雅典人明白了两线作战的危害，出让了部分大陆利益以形成更稳定的海陆二元格局，这是伯里克利的政治设计，但卡根诟病所谓三十年和约并不能反映二者的权势格局，是为未来战争埋下伏笔。
结语
规模空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让希腊城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霸权战争是反映权势格局激烈变化和单元权力再分配过程的产物，吉尔平认为霸权战争有三个特征，一是包含体系内一个或几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同新兴的一个或几个挑战者的直接争斗，二是该体系的统治合法性受到挑战，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战斗，三是无限制使用各种手段和进行大规模战争。
三十年和约后的数十年雅典积极扩张权势，不可避免的与另一个海洋城邦科林斯产生争端，缓冲地带的争夺和彼此敌意的增加是战争的重要诱因，由于体系内资源的有限性，行为体产生对抗，特别是相对衰弱但仍占有优势地位的斯巴达发起战争是意料之中的。
认为战争是受到双方战前未能妥善处理关系，两大集团还有发展利益空间的观点显然弱化了体系压力的影响。这场霸权战争最终在波斯援助斯巴达的情况下结束了，昭示了希腊城邦体系的一个结局，即体量和规模受限的城邦政治实体难以进化为普遍性帝国，逃离不了被另一个帝国吞并统治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