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代日本长达五十年的侵华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类似的闹剧一再重现——每次日本在挑起侵略战争之前，总会找出一个非常弱智的借口，给自己的侵略行径做出“合理”的理解释。比如人尽皆知的“卢沟桥事变”，日军的借口就是一名在卢沟桥演习的士兵失踪。
不过，最近几年日本右翼团伙又给“卢沟桥事变”和入侵华北找到了一个貌似更合理的借口，那就是“通州事件”。按照日本右翼的说法，驻守通州的中国军队“屠杀”了500余名日军和日企员工、日侨。正是由于中国军队的这一“暴行”，才招来了日军以进攻卢沟桥和北平进行报复。
那么，日本右翼这套新说辞，究竟有多高的可信度呢?其实，只要了解一下“通州事变”的来龙去脉，就能发现这个借口并不比“士兵失踪”更高明。
事件起因要从1935年11月说起，当时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策动下，悍然宣布脱离民国政府管辖，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组建了一支17000人的“保安队”作为汉奸武装。
1937年7月27日，冀东保安队接到日军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驻守在通州附近的二十九军一个营的中国军队进攻。保安队官兵虽然加入了汉奸武装，但毕竟良心未泯，不愿向中国人开枪，所以拒不从命。恼羞成怒的驻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竟然下令日军飞机轰炸保安队驻地，炸死炸伤10多名保安队士兵。
驻地遭到轰炸，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找到细木繁评理，却遭到细木繁的辱骂训斥，两人愤怒之下拔枪相向。保安队官兵满腔怒火，谁都咽不下这口怨气。张庆余回到驻地后，立即与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商量，决定在29凌晨发动起义。
28日晚12时，4千多名起义官兵冲出军营。狂妄的细木繁认为只要自己出面训斥几句，就能镇压住这场“哗变”，没想到他刚带领特务队来到保安队军营门口，就陷入中国士兵包围，几十名日本特务顷刻间全部被歼灭。
随后，起义部队与驻扎在通州的300名日军爆发激战，经过半夜的交火，日军大半被击毙，其余的狼狈逃窜。在战斗中，起义部队也有二百名战士牺牲。日军设在通州的军警宪特机关和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全部被起义部队捣毁，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河田、通县顾问申茂和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全部毙命。同时，一些日企员工和日本侨民也被起义部队捕杀。据说，此次起义共击毙日军、日特、浪人和日侨500多人。
听到保安队起义的消息，殷汝耕吓得躲到房间的柜子顶上，被起义士兵搜出，准备押解回北京城。然而，当起义部队途经德胜门外时，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殷汝耕乘机逃脱，侥幸多活了十年，直到1947年12才被民国政府处以极刑。之后，通州起义部队分批赶到保定，参加了抗日军队。起义总指挥张庆余受到蒋介石接见，并被晋升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通州事件”爆发的时间比“卢沟桥事变”晚了二十天，当时北平已经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宣扬的“卢沟桥事变”和进攻北平是为报复“通州事件”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仅仅是另一个弱智的借口。至于日本媒体炒作中国士兵在“通州事件”中“屠杀”日企员工，也属于无理狡辩，实际上那些日企员工绝非无辜。
当时，日本在华企业不仅在经济上充当掠夺中国资源的急先锋，而且很多日企员工都充任间谍，刺探中国各方面的情报。很多大型日企的高管，都是侵华政策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比如“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就是“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最先提出的。在侵华期间，大量中国劳工被绑架到日占区与日本本土做苦力，更是众多日本企业与军方联手犯下的罪行。所以，那些日企员工表面上看似没有在战场上屠杀中国人，但他们与日军同样是侵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为日本的侵略行径买单。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申遗成功，一伙日本右翼立刻坐不住了，于2016年6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申请，试图为“通州事件”申遗。日本右翼分子的这种做法，要么是真的不懂历史，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句话虽然粗俗，但用来形容某些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很贴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