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6月5号，重庆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六·五大隧道惨案。”在日军的疲劳轰炸中，近万重庆市民涌入位于较场口的公共防空隧道中，后因长时间的高温缺氧窒息伤亡。这是在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日军对渝无差别轰炸中最令人震惊的一次伤亡，6月5日也成为了“重庆大轰炸纪念日”。而从1938年日军对重庆发动第一次试探性轰炸开始，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
站在这一片废墟之上、身材微胖的摄影师，名叫哈里森·福尔曼。抗日战争期间，福尔曼作为美国合众社与伦敦《泰晤士报》的代表记者来到中国，走遍疮痍满布的大江南北，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无数战火下的真实瞬间。
今年年初，福尔曼的50幅精选摄影作品在重庆湖广会馆展出。这些罕见的老照片，向世人披露了1938年-1944年期间，在侵华日军的无差别大轰炸之下，当时陪都重庆人民不为人知的生存与生活状态。
对于大轰炸时期的重庆，《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曾这样描述道：
“中国在移动，宁肯逃亡也不愿屈服的中国人向西移动，这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景象。”
19世纪末的开阜通商奠定了这座城市现代化的前奏，随着抗战后陪都身份的确立，重庆又经历了空前的人口激增。在喧嚣拥挤的街头，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文明和时尚在这里迅速汇集、传播。
绿豆汤遇上西式咖啡冰淇淋，中英文标识“洋气”十足。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重庆的城市经济文化中，吸收的不只是外来商品本身，还有商业广告的思维和形式。
1941年的商区：织造厂、大药房、服装店、规整精致，现代化城市的气息扑面而来。
然而，与朝气蓬勃的城市现代化同期而至的，是毁灭性的大轰炸。
日军轰炸下，被损毁的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不计其数。不过，重庆人展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小鬼子炸，我们就修”的骨气。不论身份，不分男女老少，都投入到了重建家园的努力中。
当时重庆的房屋少砖石结构，多用稻草和竹木，人们用脚踩的方式将石灰和稻草搅拌，混合成石膏泥做建筑材料。
军民共筑军事工程，男女齐上阵
保住生产是支撑持久抗战的重要条件。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大地上的工厂也像游击队一样流动了起来。
虽然几乎90%的工厂或被日军占领或在内迁中遭遇破坏，但凭借航运和人力，13余万吨的工业设备，历经2000多公里内迁至西部大后方。一时间，重庆市内外，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都在敌人看不见的地方隆隆作响。
纤绳因巨大的摩擦力嘎嘎作响，配上回荡在峡谷间的号子，是最惊心动魄的命运歌。
制革厂搬迁到悬崖底下的防空洞，以躲避空袭
针对当地人用竹子和木头架起来的“捆绑房”，日军除了炸弹之外还投下了“特制”燃烧弹。如此，每次轰炸过后，市区常常淹没在一片火光之中，尤其是“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仿佛江水都被映红。
可是，悬崖边，江面上，只要有空间，山城人都能造房;只要是在中华大地，就都是家园。
国民教育在大轰炸中依旧坚挺。
对于战时的教育政策，曾有过两种不同声音的争辩：一种主张大学生应中断学业参军杀敌;另一种则主张抗战报国的形式可以有多种。教育，尤其是进步观念的培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因此应坚守教育，不该因战争而暂停国家的教育事业。
最终，后者的观念被政府采纳，也由此诞生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前瞻性指导方针。其着眼的是未来，争取的是更加长远的民族改造与国家复兴。
大轰炸下的一隅教室，一方书桌，孩子们依旧穿着体面。
战争纵然残酷，却也并非只有伤痛与血泪。危如累卵的形势中，哪怕一些些极浅极淡的生活气的点缀，或许就能成为生命延续的支点。
春节大巡游的舞龙表演
只要传统不丢，民族的精气神就在。
吹口琴的男孩与搬运钢琴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