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凭借巨大的牺牲吸住日军主力，其战略地位曾获得苏联与美国不等的重视，尤其是美国，在罗斯福的战后构想中，亚洲应由中、美合作共同管理，瓦解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而对此有共同利益的中国将能成为良好的盟友，因此极力拉拢。
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发布，美国拉入中国签署，使中、美、英、苏并列为四强，象征中国地位的提升。在1943年莫斯科会议，美国国务卿赫尔更花了不少功夫说服英国与苏联，让他们同意邀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一起签署《共同安全宣言(又称《四强宣言》)》，为的也是如此。
然而，英国、苏联等强权可不像美国般愿意承认中国的贡献，故十分轻视与排斥中国被列入四强。1943年10月，在开罗会议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还向外交大臣艾登表示：“至于中国，我无法视重庆政府为一世界强国”。开罗会议后丘吉尔依旧不改成见，其在1944年8月又向艾登致信称：“如果称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那绝对是胡闹。我曾告诉(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人这种想法，我将保持适当的礼貌，但我不能同意”，对中国和美国的轻蔑溢于纸上，只差没当面讥笑罢了。
除了传统的对华偏见外，在现实中中英两国也有不少冲突，如在天津存银、封闭滇缅公路、港九归属、康印公路、缅甸战场等问题上都有诸多龃龉。1939年7月，英国为了让日本解除对天津租界的封锁，同意日本取走中国在该地的白银库存，打击中国的财政。1940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与德国入侵的双重威胁下，更决定屈从日本的要求，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令中国失去补充外援物资的唯一道路。事后丘吉尔却仍假惺惺地致信给蒋介石道：“我相信阁下非常了解我们有关滇缅公路的行动，我们将永不会强迫贵国接受有关违反贵国利益或政策的任何和平”。这让中国各界十分愤怒，驻法大使顾维钧还对合众社记者气愤地表示，英国自称为自由而战的言论全属谎言。
港九归属更是中英摩擦的最大根源。中国始终想收回香港岛、九龙、新界等遭割让或强租的失土，但英国坚决不肯，甚至连租借期99年的新界，英国也没打算归还。香港总督金文泰还在1936年的演讲中称：“如果在本世纪之末，新界之租借随便让其期满，我们切勿以为可以回复到1898年以前的情形……故新界必须如香港一样永远属于英国，否则连香港本身将来亦必须交还中国”。因此当1941年中英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另立平等新约时，英国便拒绝中国收回新界，迫使中国不得不在1943年《中英新约》签订后，以照会的形式向英国提出保留谈判新界归属的权利。
还有康印公路的修筑问题。为了扩大联外道路，1940年中国原拟修筑经西康省(今四川西部与西藏东部)至印度的公路，但却遭到当时不受中央控制的西藏阻挠。欲让西藏脱离中国独立或成为印度附庸的英国，也不愿中国政府势力伸入，因此要求中国改筑靠南侧的公路，并以航空测绘为由拒绝中国测量队进入西藏;丘吉尔甚至还曾有要求中国勿进攻西藏的言论，招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宋子文传达“藏事为中国内政”的抗议。在缅甸战场上，英国多次截夺美国援华物资，蒋愤怒地命何应钦告诉英美代表，决定中止中英合作、撤回中国驻仰光的军事人员。可见双方关系的剑拔弩张，尤其是英国的蛮横，更令蒋多次在日记里痛骂丘吉尔“狡狯之流”、“狭隘浮华，自私顽固”，并看清“无论经济、军事与政治，英国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
苏联的情况未比英国友好多少，尽管在抗战初期，苏联为了避免日本壮大后攻来，因此和苦撑待援的中国于1937年8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断绝对日贸易，暗地里给予军机、步枪、坦克、飞行员等大量物资，并协助中国修建一条自兰州经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至苏联境内的公路。但在德国东侵的顾虑下，面对日本接连于1938年和1939年发动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进犯，苏联决定对日妥协以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因此于1941年7月，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同时让日本也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撤回所有对华援助，这让中国措手不及，使抗战情势雪上加霜。尤其是原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有言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以前，苏联绝不与日本缔立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亦不向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条约”，因此面对苏联的突然毁约，蒋介石只能气愤地说道：“俄倭协议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危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
此外，苏联又长期渗透新疆，扶植盛世才在当地抗衡中国中央，并与其签订协议，控制新疆矿务、铁路、公路、电话等各项建设与利权。同时苏联也给予中共经费以抗日，并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又称新四军事件)时谴责国民政府，这都令中国十分不满。即使日后苏联与中国俱为抵抗轴心国侵略的同盟国阵营，苏联对中国仍旧颇为轻视，更不同意美国将中国视为强国的作法，因此当《共同安全宣言》签署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便坚决反对美国要求让中国参与签字。一旦有中国参与的国际场合，苏联也借口对日中立而不愿出席，不肯承认中国在二战的努力与地位。罗斯福原先构想的中、美、英、苏四国首脑会议，便是因此不得不分拆成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两场，甚至到1944年筹设联合国的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亦是如此，中国代表被摈于有苏联代表参与的会议之外，只能在英、美、苏谈好的事项上发出些许意见，未享有足够的决策权。
面对英国与苏联的鄙视，蒋介石非常清楚，也颇了解中国的实际处境还称不上一个真正的大国。当得知美国致力将中国列入四强时，蒋介石不安地认为：“我国始列为四强之一，甚恐名不副实，故更戒慎不胜也”。因此尽管对战后秩序也有诸多构想，如扶植亚洲民族独立摆脱殖民，还有根据1942年7月王宠惠提出《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意图设立一个比国际联盟更有效的新组织，但碍于国力不足，蒋只能选择亲近对华较友好的美国，甚至在开罗会议前决定采取较低调的态度：“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甚至在筹设联合国的过程中，国民党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还称中国不必强求大国地位，以免增加小国反感、且实际上也无法像美、英、苏一样真正享有大国特权。
这些不自信的态度，归根究柢都是源自中国的衰弱，使得即使在形式上被称为强国，自身依旧不敢置信。在英、苏等国眼中，无论是开罗会议之前或之后，对中国的蔑视也没改善多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朝鲜战争击败联合国军、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与法国侵略，才迫使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不得不正视其实力，并与之陆续谈判朝鲜与越南等问题，中国这才赢取教人刮目相看的大国地位，不再仅是名义上的空头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