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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率军北伐，至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后秦末主姚泓请降，仅一年时间，东晋就收复了黄河南岸包括关中在内的广阔地区，取得了晋室南渡以来北伐的最大成就。这场战争与当时的政治变革、民族关系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是各种交错混杂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对晋宋易代及南北对峙的形势发展有重要影响，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刘裕北伐后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析。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绝非偶然。
从后秦方面而言，内乱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国力，且四面临敌，因此应对刘裕的北伐更显捉襟见肘。后秦文桓帝姚兴死后，其子姚泓继位。但他性格懦弱，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而且疾病缠身，于是，后秦主弱国疑，政局动荡不安。权臣与皇族争权夺利，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对立。为此，姚泓先后诛杀南阳公姚愔、大将军尹元、安定太守吕超等人。但齐公姚恢、征东将军姚懿、北地太守毛雍举兵反叛，“并州、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于泓。”外敌也趁机侵扰，匈奴人赫连勃勃攻陷上邽和阴密，仇池氐人杨盛攻陷祁山，后秦军队四面临敌。
内忧外患的局面迫使姚泓无力东顾，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稳定关中地区的局势，从而为晋军北上河南提供了机会。后秦在中原腹地的洛阳、许昌等战略要地根本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东晋北伐军先锋王镇恶部出师仅三个月便已兵临潼关。青泥关之战中，沈田子与傅弘之等率偏师千余人便一举击溃姚泓亲自统领的数万大军。
从东晋方面而言，北府兵处于最强盛的时期，京口集团期望借助北伐扩大自身的实力。晋军北伐后秦，以北府军为主力，兵力约十万，与后秦相比，在数量上没有绝对优势，再考虑到主客局势、后勤补给和地形地势等因素，整体而言可谓处于劣势。但此时的北府兵经过淝水之战的洗礼和谢玄﹑刘牢之﹑刘裕等几代将领的经营，已进入最强盛的时期。众所周知，北府兵是由江淮间的流民组成的武装力量，并逐渐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对东晋政局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他们背井离乡，生活艰苦，长期的军事斗争使他们磨砺出坚强的性格和高超的军事实力。随着刘裕地位的上升，京口集团的实力在“造宋”事业中迅速达到顶峰。对于北府兵将士而言，他们作为北伐后秦战争胜利的既得利益者，战斗意志更为高涨。
在北伐的过程中，刘裕投入大量资源。在战争中创新性地调动水军参战，不仅在关中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在与北魏的对峙中也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刘裕对此次北伐的求胜欲望十分强烈，投入也是空前的。此外，东晋偏安江左，水军实力远胜于陆军。以往北伐，水军仅仅负责运输补给，并不直接参加作战。但是刘裕却创新性地调动水军作为主力部队参战，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战争前期，东晋五路大军北上时，其中有两路以水军为主，沿水路北上。北方政权对水军十分陌生，当东晋舰只出现时，他们措手不及。“(王)镇恶溯渭而上，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皆惊以为神。”在古代战争中，“神兵天助”的迷信思想对军心和民心有巨大的影响，水军出现在关中战场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后秦军队的抵抗意志。
北魏军队以骑兵为主，战斗力极强，东晋步兵难以争锋。刘裕指挥车兵与步兵协同作战，运用“却月阵”，创造出以步制骑的军事神话。刘裕在战略上以攻为守，战术上以守为攻，利用战车等大型军事器械作为依托，就地结成营垒，且依水结阵，以水军舰船作为部队进退的战斗堡垒，配置弩兵进行远程攻击，最终取得平原野战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