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玄宗放弃长安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在古代战争中，由于受到交通和媒介的制约，所以各种军事上的应对，通常都是滞后的。
比如说安史之乱，安禄山于11月9日起兵，他的老巢范阳被折腾得惊天动地，但两千多里之外的长安城却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6天后的11月15日，长安城才证实了安禄山起兵的消息。
唐玄宗此时的心情想必是极其恼怒，却也是极为不屑的。
恼怒可以理解：唐玄宗自以为和安禄山之间足够默契，所以对他一再迁就。没想到安禄山居然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这让唐玄宗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
不屑同样可以理解：你安禄山凭借区区河北一地，就想与我大唐中央政府抗衡?我看你真是好日子过多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知道厉害!
唐玄宗有没有迅速战胜安禄山的自信呢?恐怕是有的，所以他派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坐镇太原，金吾大将军程千里坐镇潞州。他们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安禄山无法夺取山西，进而威胁长安。
右羽林军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右金吾大将军程千里为上党郡长史，以讨安禄山。
唐玄宗又派卫尉张介然坐镇陈留，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坐镇洛阳，高仙芝坐镇陕郡。他们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安禄山无法夺取河南，进而席卷中原。
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采访使。壬申，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丁丑，荣王琬为东讨元帅，高仙芝副之。
随后，唐玄宗任命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使，随时准备出兵。
九原郡太守郭子仪为朔方军节度副大使。
除此之外，西北各大军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大举东进。
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唐玄宗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以少数精锐的西北军和中央禁军为骨干，组织大量的预备役，尽可能地把安禄山困在河北一隅之地。
只要这一目标达成，唐玄宗就可以从容调度，以大唐中央政府的雄厚实力为后盾，以大批西北边军为威胁，展开各种政治攻势。
从乐观角度估计，唐玄宗这几板斧砍下来，足以把安禄山砍得头破血流甚至一命呜呼。
如果不开上帝视角，我们必须得说，唐玄宗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最为恰当的应对方式：既然我方实力强，那我就没必要和你玩什么神出鬼没的战术，只要堂堂正正地碾压即可。
河北全境此时虽然沦陷，唐玄宗也哀叹河北无忠臣，但他心里一定有数：只要安禄山的攻势受挫，河北内部必然会拨乱反正。
这也是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到任之后，频繁派人与颜杲卿联系的主要原因。王承业必然得到了唐玄宗的某种授意，要求他攻心为上，尽可能策反安禄山任命的伪政府官员。
传统史书在说到安禄山起兵的相关历史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夸大他的实力。
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唐玄宗的应对措施，会发现安禄山并没有传统史书所写的那么强，否则唐玄宗绝对不敢玩这种“四面出击、张袋捕鼠”的招数。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虽说大唐中央政府看起来更强，可如果安禄山能够从唐玄宗布置的口袋阵中杀出来，对于大唐中央政府的声望打击会极大。
到那个时候，唐玄宗自信满满的布置反而更容易成为变数。
后来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封常清和高仙芝突然掉链子，让安禄山抓住了一个大奖。
按说，封常清可是西北军区的统帅级人物，由他坐镇洛阳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可就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后的第四天，洛阳就宣告沦陷，封常清仓皇逃窜，当他退到陕州之后，又劝说西北军区的另一统帅级人物高仙芝放弃陕州。
这样一来，安史叛军直接席卷中原，更一鼓作气打到了潼关脚下。
大唐中央政府有没有优势?有，而且很大。可说一千道一万，你们所谓的优势，难道就是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丢掉整个河南吗?
按照这种情形来看，大唐中央政府更像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安禄山想统一天下恐怕用不了多少时间。
唐玄宗很郁闷，自己精心准备的口袋阵及其配套的政治攻势，现在全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当封常清向唐玄宗汇报前线战况时，正在气头上的唐玄宗根本就不见封常清的使者。
在唐玄宗看来，封常清和高仙芝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初，常清既败，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见。
正是由于封常清和高仙芝初战不利，致使河南全境沦陷，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大唐中央政府平叛的难度。
此时，大唐中央政府再想平叛，单靠阵容威吓与政治攻势肯定不行，必须与安史叛军硬桥硬马地打一场，否则不到二十天丢失河南全境的耻辱根本无法洗刷。
但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大唐中央政府而言，此时的局面虽然不利，却也谈不上有多恶劣。
是的，安史叛军的确打到了潼关脚下，但他们向西进攻的势头已被遏制住了。
此时，哥舒翰率领二十万政府军驻扎在潼关，依靠潼关天险与叛军打阵地战，虽不敢说稳胜，但保持不败拼消耗总是可以的。
当安禄山以河北一隅之地与大唐中央政府拼消耗时，他离失败就已经不远了。
此时的安史叛军虽然已经攻克河南全境，却无法有效控制，更无法大局扩张。
张巡在雍丘、许远在睢阳、来瑱在颖川、李祇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各地反抗势力同样风起云涌。
丙午，以瑱为颍川太守。贼屡攻之，瑱前后破贼甚众，加本郡防御使，人谓之“来嚼铁”。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
在这种背景下，李光弼和郭子仪率领的西北军，也开始大举行动，并在山西战场一再大胜安史叛军。
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陉关。
随后，李光弼和郭子仪先后率军进入河北，一再大败安史叛军。
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井陉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馀万。甲午，子仪、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思明大败。
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壬午，战于嘉山，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馀人。思明坠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枪归营，奔于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于是河北十馀郡皆杀贼守将而降。
就这样，在安禄山叛变不到五个月后，他站在洛阳举目四望，却发现四周全部是大唐的旗帜。叛军所占据的地区就好像身处汪洋之中的几个小岛，随时可能被海水所吞没。
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随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按照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估算，只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就可以把安禄山的老巢范阳拿下，然后找机会活捉安禄山。
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
在这种背景下，安禄山绝望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要结束安史之乱是非常轻松的，唐玄宗也开始自鸣得意：虽然这个局最初被封常清和高仙芝这两个饭桶破坏得不成样子，但大唐毕竟实力强大，还是很快把平叛工作重新拉上日程。
可就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大唐中央政府又开始搞内讧了。
此时，哥舒翰率领二十万大军坐镇潼关，等战争结束之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可据说，太子此时已经与哥舒翰勾结在了一起。
勾结在一起之后呢?哥舒翰自然要帮太子除掉他那老迈的父皇。
在这种背景下，坊间传出惊天大新闻：哥舒翰准备率领二十万杀奔长安城，干掉宰相杨国忠，此所谓“清君侧”。
在即将收网的时候，却出现了这么一件事，于是安禄山死里逃生，抓住了第二个大奖。
由于相关历史主要是站在唐肃宗的角度所写，所以对于哥舒翰这种蠢蠢欲动的行为，史书总是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
可问题是，对于唐玄宗而言，此时的哥舒翰和安禄山似乎已经没有区别了：安禄山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哥舒翰同样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
只不过安禄山是自己想当皇帝，哥舒翰则希望迎立太子李亨当皇帝而已。
面对此情此景，唐玄宗一定在反复问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上策激进，自然就是唐玄宗后来的选择，那就是狂赌一把，与其坐等潼关守军和自己玩兵谏，还不如驱赶他们与叛军开战。
从理论上讲，这种玩法未必有多危险，因为二十万政府军面对几万叛军，无论输赢总能保证大体上不丢面子。
中策中庸，那就是按既定战略进行：安史叛军在西线和南线，叛军已寸步难前了;河北战场上，郭子仪和李光弼节节胜利，随时可以攻克叛军的老巢范阳，大败安禄山是指日可待。
从理论上讲，潼关守军未必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玩兵谏，但唐玄宗敢赌吗?不太敢。
下策，自然就是引咎辞职，让太子李亨提前上位。
这种选择，从理论上讲同样可行，但实际上无法操作。因为唐玄宗身边的人，肯定都会纷纷劝阻他。否则唐玄宗引咎辞职了，唐玄宗身边的人有几个能平稳着陆呢?
最后唐玄宗选择了上策，结果潼关守军丢人丢出了国际水平，二十万政府军被几万叛军打得灰飞烟灭。
面对此情此景，唐玄宗傻眼了。
如果潼关依然有二十万守军，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安史叛军无论如何狂轰滥炸，也注定是没有效果的。
可现在，二十万守军灰飞烟灭了，继续坚守长安城会是什么结果呢?
从理论上说，安史叛军同样很难攻克长安城，可问题是：哥舒翰的行为会带给唐玄宗极深的心理阴影。
在这种背景下，唐玄宗难免疑神疑鬼：我继续坚守长安城，难保不会再出现反骨仔，四周的勤王部队难免不会强势围观，我甚至有可能成为萧衍第二，被安禄山活捉!
如果唐玄宗想到了这一层，你说他怎么敢继续坚守长安城呢?
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唐玄宗之所以昏招不断，其根源都在于此。
为了避免成为萧衍第二，唐玄宗经过思考，终于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弃守长安城，向四川转进。
看到唐玄宗出此昏招，我难免会想起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最初，唐玄宗一味地重用安禄山，却非要搞出各种奇招怪式来调教安禄山，把人家弄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最终渔阳颦鼓动了起来。
后来，唐玄宗又因一时的失利，杀了西北军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可谓自毁长城。
随后，唐玄宗又担心哥舒翰会逼宫，于是强令他率领二十万军队主动向安史叛军发起进攻，致使潼关失守。
最后，又在没见到安史叛军的时候，不声不响地弃守长安城，上演了“自己把自己吓死”的一出好戏。
如果从权谋的角度来看，唐玄宗的应对都不能说有多大错误，可他一味地使用权术驭人，却忘记了一个国家或政权的立足根本。
当一个年迈统治者在施政时，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而以自身利益主导一切时，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动荡，怎么可能不衰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