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了解：清代摊丁入地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清代的“摊丁入地”是什么?雍正时期为何要实行“摊丁入地”?
清承明制，在赋税制度方面，承袭其“一条鞭法”，并进一步完善了新的税制，将名目繁多的各个赋役项目合并，统称为地丁钱粮。这还是在形式上的变革，实际上弊端难除。
此制与户丁编审相联系，就是说，人丁多少直接关系到国家丁赋的收入。地方绅衿、豪强就利用编审户丁的机会，想方设法隐瞒户口，逃避编丁。清廷规定：编审户丁只编当地“土著”人，外来的户口不计;还规定“优免”条例，凡当官任职之人，举贡生员等知识分子及身在大军中服役者，皆免于编丁，再有为人佣作与奴仆者也不列于丁。
于是，他们就从中作弊，想法多免滥免。而贫苦农民及其他阶层的穷苦人为躲避丁役，就纷纷投靠到缙绅豪强之家。清廷所做的政策性规定漏洞很多，故被利用，弊病非只上述一例。最受损害的当然是贫民，输丁银多，富豪之家地多却少丁差。社会矛盾由此而发展，到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来的。当然，这项规定，已远远超出编审人丁的实际意义，这就为“摊丁入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摊丁入地”，在康熙朝后期已在部分省区实行。由朝延下令，推广到全国，则始于雍正初年。雍正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首议“摊丁人亩”，请求允许山东依照浙江省例，将丁银摊入地亩输纳。世宗尚在考虑中，九月，户部又讨论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摊丁入地”的报告。世宗没有马上批准，将此事交给九卿詹事科道官员议论，把最后结论向他报告。
很快，他批示巡抚李维钧关于“摊丁人地”的报告，照户部原议执行。户部的意见是，准许将丁银摊入田粮之内，自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这样，直隶全省第一个正式实行“摊丁人地”的新政策。
在直隶的带动下，又得到朝廷的支持，其他各省纷纷仿效。计有山东、福建、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13省相继实行“摊丁入地”，迟至乾隆初年，山西和贵州两省才完成了这项赋税变革。惟盛京、吉林等地区，属清代的“龙兴”之地，情况特殊，直到清末才进行改革。
所谓“摊丁入地”，简单地说，是把人丁税并入地亩赋税之中，按地亩多少缴纳赋税。封建社会的赋税，包括地亩税和人丁税两大项。绅衿、豪强与地方胥吏勾结，隐瞒丁口，偷漏人丁税;而贫民无地或少地，但丁口多，其丁税亦重，同时还负担了被隐瞒丁口的丁税，农民和其他贫民的负担就更重了。
改革后，以康熙五十年各省地区丁口为常数，统计丁税数额，均摊于地粮税之内。其后新增丁口不计税。以雍正元年李维钧上奏“摊丁人地”的具体办法为例：直隶全省地粮税为203余万两，丁银共42余万两。两项通为核算，将丁银42余万两之数，均摊于203余万两的地粮之内，再照土地上中下三等，各按纳粮轻重之数，分摊丁税。
经复核，直隶“摊丁入地”的具体数额是：每收田赋银一两，应分摊丁银二钱七厘余，换言之，朝廷每征收田赋一两税，就额外加征二钱七厘余丁税银。很清楚，这是以地税为主，人丁税为附加部分。显然，谁家的土地多，缴纳的丁银就多;反之，地少者其丁税亦少，至无地，也就免交丁银。通观全国，各地情况不同，计算方法也有别。直隶是以全省统计，也有的以州或县为单位，统筹计算的。不管采取何种计算形式，其“摊丁入地”的原则都是一致的。
历代赋税制度屡有变化，在明以前，不管如何变化，都离不开实物与力役两方面，至明中叶，货币赋税的萌芽开始出现，这就是将税粮改折为货币，用代役银代替个人力差。及行“一条鞭法”，着重改革役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至清康熙末年主要是雍正时期，赋税制再为之一变而为“摊丁入地”。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迄至清中叶，历两千余年的一大巨变，即由实物地租，向货币赋税的过渡，却是经历了漫长而悠久的岁月才实现。这个过程相当缓慢，然而，毕竟已基本完成了这个必然的过渡，体现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缴纳实物地租、人头税，以及服劳役，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货币地租或货币赋税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解体的历史趋向。史学界通常的说法，自明中叶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且有了一定的发展，刺激了货币流通的扩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明中叶始有赋税改折为银、力役以丁银替代的变革。明末因长期战乱暂时中断或延缓了这一历史进程。自康熙初年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平息，中国社会重新走上了发展的道路，经济逐渐繁荣，商业活跃，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如作坊、工场等，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货币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成为人们商品交换的重要手段，于是，以货币为征税手段的赋税制便应运而生。
以往，论述或分析清代赋税改革，只看到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集中在地税与丁税分配不合理，造成贫富不均，却忽略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因而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显然是理论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漏洞。所以，单纯地分析土地问题，不足以说明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的真正原因。
毫无疑问，世宗实行“摊丁入地”是封建社会赋税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千百年来所实行的丁银，不仅减轻了广大百姓的丁税负担，也使历代编审户丁逐渐失去了应有之意，至乾隆三十七年便“永行停止”编审丁户，封建社会的这项制度至此最后终结。
丁税与后来编审丁户之取消，又使千百年来人身获得了相当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说，“摊丁入地”也是一次人身解放运动。学术界对此往往估计不足，没有赋予充分而深刻的分析。
如明末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引起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从反面证明“摊丁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工商业者的束缚，有利于促进商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尽管如此，“摊丁人地”仍然是以土地为征收赋税的基本对象，继续维护封建生产关系，虽说已注入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世宗的经济思想，还是传统的“重本”，即农业的思想，以鼓励开荒，不断扩大土地面积解决人们的衣食来源，保证国家的税收。早在顺治特别是康熙时期，朝廷一直是多方鼓励农民垦荒，同时以本地垦荒的实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内容，已收到了实效。
世宗继续鼓励垦荒，不过，在政策上略作调整，以鼓励农民垦荒的积极性。雍正元年四月，他对户部阐述了垦荒的重要性。他说：“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瞻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看来，世宗还不懂得提高单位产量的重要性，更不懂得以科学的方法种田，他唯一懂得的，就是多垦荒，扩大耕种面积而已。
世宗已发现康熙时鼓励垦荒已渐生弊端，由于地方各级官员勒索克扣，农民已失去垦荒的积极性。为此，他公布了垦荒的新政策，他明令禁止地方官员不得干预，更不许勒索，让老百姓自由开垦，将开垦实数报官即可。他规定：开垦水田以六年起科纳税，旱田以十年起科，换言之，在规定的年限内，垦荒民户不缴纳赋税，全部收入归己。从府州县到督抚大员，鼓励和扶持垦荒数额多的，朝廷赋予奖励，允许作为业绩提升职务。
大规模地垦荒时期已经过去，但世宗的意图，“务使野无旷土”，作为解决地少人多的一个办法。这对于发展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受到鼓励，重振了垦荒的积极性。虽说数量不甚多，但年年都有垦荒数额的奏报，如雍正十二年初，有南昌、新建等19个县报告：他们已垦田55余顷。同年底，全国的土地数已达890万顷。这个数字已高出康熙时期，也高于明洪武和万历初的土地数额。这与清廷奖励垦荒的政策确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