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荀彧和曹操的读者，下面本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作为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为何反对曹操称“魏公”?
三国英雄论荀彧，还真别说，人气那是挺高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还看过不少人都从荀彧入手切三国。
讲智谋，谈战略眼光，普遍都认为荀彧堪称当代三大军师之一。
但他更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在忠奸莫辨的曹操底下，扮演了一个真正的汉室忠臣。
《三国志》：“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后汉书》：“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燕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
略略看得出，《后汉书》更加强调汉献帝对于荀彧的看重。
而双方都同意的是，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
并且将荀彧之死，与曹操称公两件事做了必然的串连关系。
放在春秋战国，公是低于诸侯王的。
称个公有啥大不了?
问题在于，两汉本无公爵，只有“安汉公”一个特例。
此公位在诸侯王之上，被加九锡。
安汉公是谁?
是王莽。
简单点说，称公对于东汉而言，就是“篡位”首部曲。
当重臣走上王莽的路，狼子野心，不言而喻。
而挡住这条篡汉之路的荀彧，难道不是大大的忠臣吗?
可是。
荀彧真的是这么坚贞阻挡，死而后已的汉室烈士……吗?
曹操称公，时为建安十八年。
诏书为凭，倒不能弄虚作假。
但荀彧是不是卒于建安十七年，倒是有些疑义。
有一份当代文书，很可能否定了自《三国志》以来的这个时间记录。
陈琳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
《檄吴将校部曲文》的开头就写到：“子尚书令彧，告江东诸将校部曲……”
很显然，这是一篇以荀彧名义发出，诏告江东孙氏政权，大汉要来修理你了的“檄文”。
事实上，曹操在建安十七(212)年底，跟建安二十一(216)年底，都曾经发起对孙权的征讨。
而按照陈寿的记录跟认定，能够以荀彧之名发出的檄文，想必是建安十七年之战，对吧?
可檄文中却写了：“昔岁军在汉中，东西悬隔，合肥遗守，不满五千。权亲以数万之众，破败奔走。”
这个事件看不出是什么，三国也算是白读了。
“张文远威震逍遥津，孙十万败走小师桥”的合肥之战。
发生在建安二十年。
而“军在汉中”，也正好对应了当时曹操正在征讨张鲁，无法回返救援合肥的情况。
“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陈琳本人，更过世于建安二十二年初的大型瘟疫。
毫无疑问，陈琳这篇檄文，只能作于建安二十年的合肥之战后，到建安二十二年间。
对应起来，那肯定是建安二十一年底，曹操所发起的征战。
“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也就是按陈琳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来看，荀彧在建安二十一年底二十二年初，还活着的可能性，都算是很大的。
那么，荀彧的人设，会需要因为这延后四年的死亡而产生大幅变化吗?
我相信是不会的。
单纯面对最简单的部分：荀彧并没有用生命去阻挡曹操的称公，甚至称王。
曹操称公，时为建安十八年。
建安二十一年五月，进爵为王。
没读两汉史之前，我认为曹操进爵魏王，是更进一步崭露野心。
但现在则否。
王莽并没有成王，称公之后的下一步，他是担任了摄政假皇帝。
而踏上这一步之前，公认王莽毒杀了当时的天子。
曹操称公之后没有杀天子，而是杀了皇后。
《献帝春秋》写了：“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
这边是一个好的额外角度：表示当时也有人认为，建安十九年，曹操杀伏后事，荀彧是站在反对立场的。
当然，《献帝春秋》这段描写，裴松之认为把荀彧写得也太过不堪。
但他可没有质疑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不应出现在此事之中。
说到底，曹操荀彧就此事争执，发生在建安十七年前是可能的。
这边借用这个史料，是要说明：荀彧反对曹操称公，反对他逼宫献帝。
但是不反对曹操称王。
在曹操称王时，荀彧未死的前提下，反应出来的是：称王，是曹操的退让。
是曹操跟荀彧、跟朝廷的政治妥协：孤非王莽。
也就是反过来说，曹操称王不是走上篡汉最后一步，反而是被荀彧逼退了一步。
都说刘邦与诸侯有盟：“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可东汉当时面对的各地州牧侯爵，根本就乱了套。
注意了，刘邦并不是制定一条法律，也不是交代皇后太子。
“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意思，本身就是“你们保我刘家，我保你们世代为侯”。
是一个跟诸侯之间的盟约。
而汉献帝手下，说白了只剩曹操一个诸侯，开个异姓王缺又怎样?
你翻历史底层，刘邦夫妇有意除异姓王，长眼睛都看得出来。
但异姓王原本的作用是什么?匡扶汉室啊。
要除你异姓王，那也是因为你打算匡汉室不是?
用一个“重新画下道来”的概念，来看曹操的“进爵为王”，大概就是这样了。
但就算延后了四年，荀彧还是得死的。
人们最津津乐道，《后汉书》也取用的，就是“空便当盒事件”。
却少把重点放在“彧疾(病)留寿春”。
因为人们认为，这时候是建安十七年。
可事实上，这是建安二十二年。
是广义三国时代，遭逢最大瘟疫的那一年。
魏书：
帝(曹丕)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隔年曹操也颁布了新政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传说中的建安七子，有四个也是这场疫病时挂掉的。自然，包括了陈琳。
还有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也是。
荀彧的最关键死因，其实就是瘟疫。
这场瘟疫带走了大汉最终忠臣，也影响了刘备对曹操阵营发起的汉中之战。
《三国志》是一个很复杂，很多人研究的课题。
其中隐藏了无数谜团。
荀彧的立场，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这里没有打算去翻案，单纯就是对他的生卒年提出另一个解读。
延伸出来的问题反而是前面提到的：“曹操进王，实为退让”。
曹操的魏王国，在这个时代是特例中的特例。
特别大的土地，特别大的建制。
这从曹丕的文帝纪中透露出来：“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
自刘邦从汉王晋升为汉帝之后，就只有皇太子，没有“国”太子了。
战国七雄的储君叫太子没错，但秦始皇一朝实未见“皇后、太子”之类的称呼。
皇后，是刘邦的王妃所改。
皇太子，是刘邦的太子所改。
汉代国王的妻子，仍称王妃。
储君的正式名称，则应该是世子。
但曹丕是魏太子，他的母亲，是王后。
你可以不相信，荀彧的生卒年有误(那还写这么多)。
但请一定要相信，曹操就是一个“千年传统，全新风采”的变革者。
曹操是东汉末年这场变革的核心人物，变化围绕着他展开，倒不能说所有的点子都是他自己发明的。
而最惊悚，最恐怖的地方是。
当曹操过世，曹丕不只继任了魏王，还继承了大汉丞相。
甚至，改元。
《三国志》：“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后汉书》：“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三月，改元建康。”
我可以为您找一个，标准的改元记年法。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这是司马迁发明的写法：改元未必发生在年初，但一改就是“整个当年”都要记成新年号。
想必朝廷记录也是同样的逻辑。
但建安二十五年跟延(建)康元年却是并存。
《后汉书》甚至没抄对年号?
背后有太多的可能性。
比方没事儿，一切都合情合理就是汉献帝的新年号。
比方建康才是东汉的新年号。
比方……延康是魏国的年号。
就陈寿的笔法而言，这样解释不是不通。
而以当时中国的说法，曹丕的行为就不是改元了。
是“建号”。
当我们注意到魏王国有各式各样的新发明，建号似乎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
真三国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打开这扇门的，是牵着曹丕的曹操。
曹操的行为，与其说是变法，或许用“变天”来形容更合适。
跟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们想着的不是改变法律，富国强兵。
而是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所有的不正确。
曹操，走在了秦始皇的道路上。
光是用王莽套路，不足以解释曹操的行为。
只有放在秦王政的角度，才能看清楚从魏公到魏王，天子对曹操来说是什么样的地位。
荀彧是大汉忠臣，确无可疑。
曹操是忠是奸?
普天之下，古往今来，谁问过秦惠王、秦襄王、秦王政是忠是奸?
不论荀彧是卒于何年，当曹操踏上魏公的台阶时，荀彧对他而言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曾经的“吾之子房(张良)”，已经追不上曹操的目光。
篡汉?不过是个笑话。
魏王之国宣示的，是取汉代之。
不需要当涂高。
他就是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