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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39年到1852年，曾国藩在京城当了13年京官。
13年京官经历，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起点。13年间，曾国藩从一名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逐渐升迁到从二品的六部侍郎，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大量的人脉关系。然而，这13年对于曾国藩来说，也备受煎熬。
一个字：穷。
1841年12月21日，眼看就要过年了，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简而言之一句话：曾国藩不得不借了50两银子过年。
1842年，曾国藩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他的仆人陈升，嫌弃主人家太穷，跟主人吵了一架就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
事情是小事，却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刺激。曾国藩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傲奴》诗：“今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当京官又怎么样?如果手里没钱，仆人都会瞧不起，表现得比主人还要傲慢、无礼。
1848年，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这是说，曾国藩天天都想着回家探望父母亲，可是，他已经欠了近1000两银子的外债，回家一趟又必须花费几百两银子，很难办啊，只好不回家了。
那时候，曾国藩已经是堂堂从二品大员，居然连回家的路费都筹措不了，可见其经济状况确实堪忧。
曾国藩为什么这么穷呢?他的俸禄不高吗?
曾国藩第一份官职是翰林院检讨，俸禄标准为年俸45两银子、禄米45斛。后来，曾国藩的官职升迁后，当上了从二品的六部侍郎。侍郎的俸禄标准为年俸155两银子、禄米155斛。
如果是普通百姓家庭，每年有几十两银子的收入，基本上就够用了。可是，曾国藩作为堂堂京官，既要养活一家子人，又要养着家仆，开销很大。此外，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三节两寿”时给老师、亲友送礼，都需要很多银两开支。
曾国藩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京官省吃俭用，每天都要用1两银子，1年下来最低也需要300多两银子。曾国藩那点俸禄远远不够开销。
如果是权高位重的京官，还能依靠地方官员孝敬的各种“炭敬”“冰敬”“别敬”等弥补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巨大差距。1847年，即将赴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在离开京城前给各位京官送了一通“别敬”，共计15000两银子：“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赛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可是，这种银两毕竟不常有，曾国藩作为官场新秀，收到的机会更少，不能作为固定收入。
正因为囊中羞涩，曾国藩连做梦都想着发一笔横财。
1842年，曾国藩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坐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这是说，曾国藩听到别人收到“别敬”后，颇为心动。当晚，他就做梦别人发了横财，感到非常羡慕。醒后，曾国藩又深感自责，觉得自己的人性是多么卑鄙。
当然，曾国藩将这件事写进日记，是为了“三省吾身”，修炼自己的道德水准。事实上，曾国藩对自己当“穷京官”，是有思想准备的。
当年，曾国藩在刚进京当官时，就认为做官发财是可耻的，将财产留给子孙是可羞可恨的。所以，悄悄地发誓，决不能靠当官发财：“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进一步说：“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心里清楚，将来如果外放为地方官员，收入将更加丰厚，除了俸禄外，还有养廉银、陋规等收入。他表示，除了俸禄和养廉银外，绝不多取一钱。如果有多余的钱，则在奉养父母之外，周济较为贫穷的亲戚族人。
曾国藩说到做到。1852年，曾国藩结束13年京官生涯，离开京城时还欠了1000多两银子。这笔债务，直到他后来做了两江总督，有了养廉银才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