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万历皇帝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万历皇帝，可以说是明朝最具争议性的一位皇帝。他创造了多个明朝皇帝的记录：冲龄继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时间 ，是明朝享国最久的皇帝，超过了他明太祖朱元璋;另外一个记录是长达28年不上朝，超过了这一记录的保持着他的祖父嘉靖皇帝。清代人编的《明史》中有一句话：
“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明史·神宗本纪》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万历皇帝这么多年不上朝，为什么没有被架空权力呢?这种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正确，所以也就给这个问题带来一些开放的答案。
首先，需要从明朝特殊的政治制度入手分析。
1)我们都知道，明太祖通过胡惟庸案，对朝堂进行了一场大清洗，受牵连的人员达到2万多，不可不谓之为大案。为了彻底根治相权过大的问题，朱元璋索性废除了“丞相制度”。对于精力旺盛的全国首席劳模朱元璋而言，可以自己亲自上阵夜以继日批阅奏折，处理政务，然而后世子孙就没有这么敬业了。于是“内阁制度”应运而生，最初在洪武和永乐年间内阁成员官阶较低，没有实权，主要是咨询功能，而在仁宗和宣宗年间才得以发展和完善，而且内阁学士还往往兼任六部部长，因此权力也越来越大。当然，这一内阁制度，跟现代政治制度的内阁并不是一回事，姑且可以理解为其雏形吧。有了内阁后，皇帝工作量大大减少，内阁大学士分担了大部分批阅奏折的工作，其权力称为“票拟”，即拟定相关批阅内容，供皇帝批准和下发。在这种制度的发展下，文官政治随之而起，成为影响朝局的重要力量。毕竟官员的选拔基本以科举制为主，内阁大学士几乎都是每科考试的前几名中产生(当然，不是说考中状元、榜眼、探花就能直接入阁，而是先选为庶吉士，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锻炼才行)。
2)光靠内阁制度能够行得通吗?历史上权臣独揽大权，架空甚至推翻皇帝的事件比比皆是。于是，另一套制衡措施随之而生，这就是明朝历史上备受诟病的太监参政——表现形式为司礼监的“批红”。批红的意思是用红字对内阁的票拟内容做批示，也称“批朱”。准确说，内阁之初，批红是皇帝的工作，但毕竟国事繁巨，虽然已经有内阁的票拟，依然需要皇帝看这些内容是否得当，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的旺盛精力，明宣宗时，设立内学堂，教授太监识字，从而帮助皇帝批阅奏折，由是，司礼监地位提高，逐渐发展为独立于内阁的“内廷”。毕竟在皇帝看来，这些太监在自己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朝夕相处，与文官相比，更容易相信。因此，宦官势力就被用来牵制以内阁为首的文官，并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不仅如此，太监还掌握东厂和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权势煊赫，所以明朝有名的太监也很多，比如英宗时大太监王振、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无一不是权势熏天，一时无二。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跟唐朝太监乱政不同的是，明朝太监的权力全部来源于皇帝的信任，而一旦出现信任危机，或者皇帝换人，这些人很快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此，理论上说，只要皇帝掌握好内阁和司礼监，皇权就不会旁落。这是明朝的一大特色。也算是相对普遍性的特点。
回到特殊性，也就是万历皇帝本身。
1)这位10岁即位的皇帝，由于年纪小，无法独立秉政，也开启了张居正执政的十年。其实这看来很具有讽刺意味，明朝为防止丞相权力过大而废除丞相，但内阁首辅的权力在张居正时甚至超过丞相，用张居正的说法“我非相，乃摄尔”。当然，张居正当政的十年，发起的“万历新政”，确实为明朝发展注入活力。但是，这对于皇帝而言，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未成年的皇帝可能还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成年后，权力的意识和欲望被唤起，由是产生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重。于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起倒张运动，对其进行清算，张居正被弄得家破人亡，下场悲惨。内阁的权力也在此后被大大削弱。张居正能够操柄国政达十年之久，跟其与万历生母李太后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的“铁三角”分不开关系。万历吸取此教训，司礼监被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看到，万历年间，冯保后没有再出现权势盛的太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内阁还是司礼监都无法一家独大，所以，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却依然能保证权力握在手中，而不至于被架空。
2)还是说万历皇帝本身，大权独揽之后，他才发现，朝臣并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尤其是文官，经过百年下来，他们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和势力，甚至是皇帝都无法改变。张居正在世时，通过各种手段比如“京察”，言官对内阁负责等措施，勉强能够掌控局面，而现在这些制约一下子没了，再加上没有强势的司礼监压制，文官就像弹簧一样，被压制久了，完全释放出来后，就没那么容易再被控制。万历皇帝发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受到各种阻力，稍有问题，甚至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朝臣唾沫星子淹没。毕竟他就是一个人，百官每人一封奏折，一句话，也能让其疲于奔命;这个时候的内阁首辅，也没有张居正的强势地位，无法引导和驾驭百官，反而经常被百官“绑架”，被拉着一起跟皇帝作对，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首辅申时行，慢慢变成了著名的和事佬，只能在百官和皇帝间和稀泥，短时间内还能凑合，时间久了，两边都没法讨好。朝廷政事也就算了，更有甚者，万历皇帝自己的私生活，也要被大臣们指指点点，比如他宠爱郑贵妃，而对皇后不怎么热心，引来大臣不满，认为皇帝应该尊皇后，并且要雨露均沾，不能独宠一人。爱一个女人都要被指摘，雪花似的奏折飞来。想想，当皇帝也不容易，整天要面对这群打了鸡血似的朝臣，还有更严重的超级“喷子”——六科言官，一群专职挑毛病的官员，这谁受得了?足不出户的万历皇帝被骂为“酒色财气”的昏君，气得万历牙痒痒、直跺脚，发誓必要严惩这些官员，然而最终在文官系统的“骚操作”下，仅仅是以涉事官员贬谪草草了事。皇帝竟也无可奈何。
于是，万历皇帝发现，他根本斗不过这帮人。还有一件大事最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万历年间“争国本”，也就是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万历没有嫡长子，所以也就出现了可操作空间，到底立长子还是爱子呢?群臣当然搬出宗法制，支持立皇长子朱常洛，但皇帝并不喜欢这个孩子的母亲，更别说儿子了，万历偏爱郑贵妃，就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就这样一件事，明神宗万历皇帝整整与群臣斗法达15年之久，最后还是输给这帮大臣，由是引起的党争问题，后果其实更为严重，不知道万历皇帝是否看到这一点。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性格软弱的一个表现，既然没有嫡长子，他完全可以强势立自己喜欢的儿子，而不与朝臣纠缠，以当初“倒张运动”的气势，结果可能也会好一些，毕竟这些文臣虽然爱名，却也不得不考量一下是否敢于冒着被摘乌纱帽甚至被梃杖的风险而与皇帝作对，而且还能遏制党争的发展和恶化。然而，万历毕竟是万历，他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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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虽贵为天子，却终被群臣所制，于是在一件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中，与大臣闹掰，也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躲进小楼成一统”，惹不起我总躲得起，朕就躲在后宫里面陪着我的爱妃郑贵妃吧，你们爱咋咋地，朕不跟你们玩了。正面打不过，万历皇帝就消极抗战。你们官员开缺了，我也不同意补人，你们想这样，我也不批，你们也别想见到我。这样却加剧了朝政的混乱。
当然，对于国家大事，他也不敢含糊，毕竟江山还是老朱家的，所以“万历三大征”--平定蒙古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吐司叛变的播州之役都能取得胜利。当然，这些胜利所需的物质基础，其实还是张居正改革时期留下的财富，否则真的是要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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