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臣也有年终奖吗?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年终奖”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
在当时，每年皇帝都会颁发两次半年奖，分别为“春赐”与“腊赐”。“春赐”的时间是在立春那一天，文官中的司徒、司空可领取三十匹帛，九卿则能领到十五匹。武官中的太尉、大将军可领到六十匹，执金带吾和校尉则能领取三十匹。当时的奖励制度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新的一年到来了，所以发放若干布帛，让文武百官制作新衣，新年新气象。
相比于“春赐”，“腊赐”更像是现在的年终奖。大将军和三公级别的高官，可在腊月领到三十万钱、二百斤牛肉以及若干粮食;特侯可领取十五万钱;九卿可领到十万钱;校尉、尚书承这一级别的官员“腊赐”为五万。这笔钱，显然是让文武百官回家过年的。历朝历代的皇帝，治国时都会维持“邦典有叙”的原则，尽可能地通过嘉奖笼络大臣，让自己的政权更加稳固。
所以说，给官员发放年终奖是一种相当实用的办法。
前文中我们提到，东汉大将军、三公级别的高官，每年的年终奖约为三十万钱，这笔钱放到现在来看，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大将军与三公的工资水准为每月17500钱，折合成人民币仅为五千余元。领取这样一笔年终奖，显然，比他们一年的薪资收入还要高。
相比于东汉皇帝，清朝皇帝在发放年终奖时同样出手阔绰。根据《啸亭续录》的记载，乾隆、嘉庆这两位皇帝十分大方，“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据悉，每一个荷包里，都装着玉石八宝、金银八宝和四枚金银钱、四枚金银探。
很难想象，历代领取年终奖最少的竟是北宋官员。宰相级别的官员，年终时仅能领取到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和两坛酒，折算成人民币仅几千元。但别看宋朝的年终奖不多，其他福利待遇却不含糊。拿开封府包拯举例，包公每年的工资加补贴约有一万贯，折人民币六百万元，令人咋舌。
古代的官员，其实就是皇帝招聘来的打工仔。给老板工作了一整年，老板发些辛苦钱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皇帝给予的钱财不算“发”，而是“赏赐”。赏赐的数目，是按照权利等级高低来划分的。
宗室和外戚这些皇帝的亲属，能够获得赏赐的频率比较高，其次是高官。至于中下级官僚，平日里极少会得到皇帝的直接赏赐。高官们领取到的年终奖，一般是皇帝自掏腰包发放的。像汉朝这种由国家财政部门发放，连地方小吏都能领到年终奖的情况极为罕见。对于中下级官员以及地方官来说，想要得到“年终奖”，就得依靠各级政府自理。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便拿不到皇帝给的赏赐，官员也要靠自己的“努力”赚笔钱过个好年。
各单位的级别不同，行政性质也不同，所以创造收入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实权的清水衙门，捞钱的渠道相当有限，每年年终将公文攒起来卖卖废品，已算是难得的额外收入。秦朝、汉朝、魏晋时期的公文，都是写在竹简上的，竹简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但装竹简的口袋均价值不菲。当时的竹简口袋，有皮的、丝的还有麻布的，这种制式口袋造型美观经久耐用，在市场上相当畅销。负责监察文武百官的御史台，每年都会将公文口袋攒到一块儿，放到集市上卖掉。当然，换来的这些钱，自然成了办事人员的年终奖。
自南北朝之后，官员们开始将公文写在纸上，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用于封装公文的旁囊。这种布做的旁囊和此前的公文口袋一样，颇为值钱，所以每年有关部门都会批量贩卖旁囊，以此来支付办事人员的年终奖。
京官每年的年终奖都有着落，地方官就享受不到这项待遇了。地方衙门想要搞年终奖，就必须从其他方面进行创收。
唐、宋两朝，官方允许地方衙门向民间放贷款，而且是高利贷。放贷的本金，便是国库发放到衙门的公用钱，由各衙门自行派人放贷。放贷的目标，就是辖区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种官方贷款看似利息较低，每个月仅为三厘，但却是“驴打滚”式的复利计算。当然，既然国家支付了本金，那么在利润上朝廷自然要抽取一部分。剩下的这部分利润，一部分被用于公款应酬，另一部分就成了地方官的年终奖。
在监察不严的一些朝代，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会用公用钱去做生意。就像《水浒传》中提到的那样，许多地方大员都有私人产业，如：酿酒酿醋、贩卖私盐或搞房地产等。酒、醋、盐、铁在许多朝代都是禁止私营的专卖品，由朝廷进行垄断，利润相当丰厚。而那些搞房地产的地方官更是可凭借政策和职权赚得盆满钵满。唐朝时期的军阀、五代时期的将军、宋代的亲王、明清时期的京官，有许多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大亨”级人物。我们熟悉的民族英雄岳飞和戚继光，就曾靠经商赚取军费。
古代的贪腐现象比较严重，用公款赚钱，若是赔了可以以公款冲账，若是赚了便是实打实的个人收入。当然，地方官从事经营，免不了要让属下疏通关节，所以逢年过节一定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给下属一笔可观的年终奖，自己吃肉小弟喝汤。
通过上述方式得来的“年终奖”，或大费周章，或数目不可观，比起接下来这种“创收”的方式，上面几种方案都要逊色不少。
古代京官想要过个好年，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收点儿礼物。根据《春明梦录》的记载，明清时期的地方官为了获取动向和讨好京官，每年冬天都要向上级“孝敬”一大笔钱。当然，送礼这种事不能摆在台面上说，必须要找个看似合理的由头。地方官们往往会打着替上级购买木炭取暖为名，向京官孝敬大笔金银，还将这笔钱美其名曰为“炭敬”。
瑞雪逍遥下九重，行衙吏部挂彩灯。
频叩朱门献暖炉，玉做火塘熔炭红。
这首诗描述的，就是古代炭敬之盛况。中国古代的官场环境，十分便于潜规则的滋生。随着炭敬的出现，向上级送礼这件事变得越来越讲究。明明是一笔用于贿赂的过节费，却偏偏要搞出各种吉利的名头。在送上一笔不菲的钱财之后，下级官员还要随礼附信一封，在上面用梅花诗的韵脚隐喻送礼的金额。例如：这年某官员送了四十两银子，那么，他的新年贺词中便会出现“四十贤人”;若某官送了三百两的厚礼，便美其名曰“毛诗一部”。
随着过节送礼的盛行，后来春节送礼中的功利性越来越强，一时之间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现象愈发频繁。到了清康熙年间，皇帝为了整肃吏制，出台了“六不”的政策。所谓“六不”，就是不祝寿、不贺岁、不接帖、不登门、不答拜。
然而，上有对策下有对策，仅一纸政策完全无法扼制盛行多年的潜规则，官员们依旧能想出五花八门的行贿方式。
京官能靠收礼过肥年，地方官可通过经营生意赚年金，那么，处于最底层的小吏靠什么来过个好年呢?拿地方衙门里的书吏来说，他们没有“公务员”的编制，领的工资也很微薄，在官场上地位卑贱逢人便点头哈腰，这样的人靠什么来“创收”呢?
但凡老百姓来诉讼，或其他地方来办事，便是这些书吏牟利的大好时机。倘若，求书吏办事，没有送上足够的“小费”，那么公事便会被无止境地拖延下去，屡次驳回。康熙年间的大臣靳辅有云：
“各省销算钱粮，科抄部，承议司官，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遇值一事，或执己见，或信部胥，任意吹求，苛驳无已……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所谓部费也。”
在六部任职的小吏，掌握着题升、调补、议叙、议处、报销、审理等诸多小权，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为吃拿卡要大开方便之门。即便是在地方衙门办事的书吏，亦可在职权内大做文章，赚取额外的利润。所以说，在古代，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吏都有额外创收的机会。
其结果就是，真正受苦的还是那些没有公职傍身的普通老百姓。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想要过个好年，除了祈祷五谷丰登之外，还必须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这样才能赚到充足的银钱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