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学生陆澄问心学大师王阳明：“圣人能应变无穷，莫非事先研究谋划过。”
王阳明先生说：“圣人哪有精力顾及许多?圣人的心犹如明镜，正是由于这个明，使它感而必应，无物不照。过去所照物影已不复存在，未照的不可能预先具备。若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圣人对什么都事先研究过了，这与圣人的学说大相背离了。”
“周公旦制礼作乐惠及天下，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呢?孔子修订六经教育万世，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孔子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乃是碰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才有的。只怕镜子不明亮，不怕有物不能照。学者研究时事变化，与镜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学者须有一个‘明’的功夫。对于学者来说，不怕不能穷究事物的变化，只怕己心不能明。”
《商君书•更法第一》中，秦孝公与大臣商讨变法时，商鞅针对甘龙、杜挚主张法古，反对变法的言论而阐发一番议论说：“上代人治理方法有异同，要后代人效法哪个?各代帝王的礼制也不一样，要后代人遵循哪个?伏羲、神农时代只教育不诛杀，黄帝、尧、舜时代只诛杀而不谴责。到了文王、武王时代，各自都是依据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实际需要去制定礼仪。……治理天下不是一种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必仿效古人。”商鞅反对用死人去约束活人，强调应变和变革。圣人的应变建立在“察时、明德”上，这个“明”和“察”的工夫，正是“圣算”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