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景山公园里，有一棵为人熟知的老槐树，据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此自缢。树的旁边，矗立着两座石碑。一座镌刻“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为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书写勒成;另一座则是1944年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为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立指示牌时，从最初的“崇祯皇帝自缢处”，悄然变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国处”。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此，据景山公园管理处文研室工作人员介绍，上述指示牌改名发生在2011年前后，是在一位现已退休的员工建议下而改。究其原因，乃是为了与另外两座石碑的有关表述相一致。但该工作人员也透露，“明思宗殉国处”的说法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今日的环境不相符合，所以管理处计划下次更换园内指示牌时，改回它的旧称“崇祯皇帝自缢处”。表面上看，无论“自缢”，还是“殉国”，都是指崇祯皇帝自尽之事。但前者仅仅交代了自缢的行为本身，后者却带有强烈的褒扬色彩。这也促使我们继续探究，从“自缢”到“殉国”，崇祯皇帝之死为何影响到了其后的三百多年?后人在纪念崇祯皇帝之死时又有着怎样的初衷?
自缢 崇祯之死引发的山河巨变
“崇祯之死”究竟是“自缢”还是“殉国”，这还要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说起。三月十九日，天未黎明，崇祯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景山自缢而死，维持了270多年统治的大明王朝由此灭亡。
作为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祯大概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自己将会成为明朝的亡国之君。在他之前，像嘉靖、万历两位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已经导致明朝内部政治腐败愈发严重，外部来自后金的侵扰也逐步加深。反观崇祯，即位之初便力图革新吏治，处置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慨然有为”，给人带来了一丝希望。怎奈国家积弊已久，纵然崇祯再努力，也已无力挽救危局。内忧外患的夹击，最终促成了崇祯的自缢和明朝的灭亡。
与崇祯之死相伴出现的，是一幕幕的家国惨景。临死之际，崇祯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周后痛哭对答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随即自缢而死。崇祯又传旨给后宫嫔妃，要她们随同自尽，并命太监将几个儿子潜送出宫。面对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崇祯长叹“尔何为生我家”，挥剑欲杀之。长平公主举起手臂挡了一下，臂虽断而性命得保。至于崇祯，他的自缢除了有太监王承恩跟随之外，更有“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直到三日之后，李自成部下才在景山发现了崇祯的尸身，并看到了他以血写成的遗诏。其中说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虽然各类史籍对此记载不尽相同，但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崇祯的自责之情，并希望以一己之死而为天下百姓请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开后，在明朝士大夫群体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之间纷纷自尽效仿者不计其数。关外的后金则打起为汉人“雪君父之仇”的旗帜，在吴三桂的引领配合下，进入山海关，击溃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当年五月，福临于北京称帝，改年号为顺治，正式建立了清王朝。至此，明清鼎革，王朝变色，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围绕崇祯之死，虽然仍有许多疑点和争论，但崇祯自缢之举所代表的不苟且、不偷生等一些象征意义，则被后世反复提及，并加以纪念。
立场 “自缢”与“殉国”背后的不同内涵
仔细品读傅增湘所写《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以及沈尹默所题“眀思宗殉国处”六字，均将崇祯自缢称为“殉国”，无疑都是在颂扬崇祯的“壮举”。所谓“国”，自然是指明朝。因为在大家看来，崇祯是受到李自成的逼迫才会自缢而死。身为一国之君，崇祯此举堪称为国殉亡。
但换个角度来看，崇祯殉国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明朝的灭亡以及后来清朝的建立。因此，置身清朝，倘若一味褒扬崇祯的殉国之壮烈，势必会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忌讳。清朝前期，大量文字狱案的发生便往往因为其中含有追思前明、影射当下的内容。比如，提到明朝的服饰、史事，都可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加以严惩。这也就可以理解，清朝的皇帝如顺治、康熙等人，尽管一再表露出对明朝皇帝的尊敬，并加以祭祀，但并没有放松对民间开展此类活动的控制。从清朝官方的立场看，崇祯“自缢”仅是用来形容崇祯皇帝死亡的方式，并没有过分突出他“殉国”的重要内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通过崇祯自缢一事，将汉人的仇恨转移到李自成身上，进而宣布清军入关的合理性，为清朝建立提供足够的依据。总之，有清一代对崇祯“殉国”的褒扬，多是停留在私下层面，官方虽也有肯定，但相比之下并不那么积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了民国年间，崇祯自缢一事重新受到关注，其意义也获得了进一步抬升。尤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日益严峻，崇祯“殉国”所体现的坚毅、不惧等因素，成为战时宣传的必备条件。这从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能够明显感受得到。除此之外，崇祯“殉国”之所以被凸显，或许还应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早在晚清之时，孙中山等人为推翻清朝的统治，重新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反对元朝时喊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的矛盾，在清末之时被重新构造起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朝灭亡之后，自杀殉清者并无多少，根本无法和明亡后出现的“自杀比赛”现象相提并论。这或许与满汉矛盾之下，人们对清朝的认同不够深刻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回到抗战年间所立的两座崇祯纪念碑，虽然它们的作者沈尹默、傅增湘均生于清朝，后者还曾中过清朝的进士，准确来说应该算是清朝遗民，但他们显然没有多么浓厚的遗民情结。所以，傅增湘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已经毫不避讳地大加赞扬崇祯“殉国”一事，而不必顾忌其中言语是否会触碰到前清的立场。这既是时过境迁造成的结果，也与明、清两朝灭亡之后截然相异的氛围有密切关系。
正如纠结于是“自缢”还是“殉国”一样，崇祯死后的谥号也长时间内没有定论。多尔衮加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顺治时期则改称为“庄烈愍皇帝”，同样也有人因崇祯之陵为“思陵”而称其为“思宗”，由此更见崇祯本身的复杂色彩。以清朝官方对崇祯的通称“愍帝”来说，《谥法》的解释是：“在国逢难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祸乱方作曰愍。”应该说，“愍”字准确概括和总结了崇祯一生。前人曾作诗说：“景山无好景，思宗却可思”。却不曾想，当众口纷纷说崇祯时，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这位昔日皇帝的忧患哀怜?当人们匆匆走过那棵古槐时，又是否注意过景山晚景中的那一抹血色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