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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大劫难，从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爆发，贯穿了唐肃宗李亨的整个统治时期，直到唐代宗李豫继位一年后，才算彻底平定。
然而，唐代宗一朝过得并不踏实，安史之乱带来的内忧外患，始终没有消除，需要小心应对。
唐朝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驾崩，皇太子李适即位，也就是后世的唐德宗。
唐德宗李适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皇唐代宗发丧，按照我国古代传统，期限是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唐德宗的发丧时间就被缩短到二十七天，唐代宗更是留下遗诏，提出“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尽量不打扰朝野正常生活。
河内郡公、宰相常衮却不走寻常路，也许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唐代宗的思念，他常常在朝堂上痛哭流涕，逾越礼制，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
没几天，常衮更是蹬鼻子上脸，与礼官商议群臣的丧期，说出了这样的观点：“案《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国家太宗崩，遗诏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约四月也。高宗崩，服绝轻重，如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且当时遗诏虽曰：‘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在朝群臣实服二十七日而除，则朝臣宜如皇帝之制。”
常衮认为，唐玄宗、唐肃宗驾崩时，群臣都实际服丧二十七天，这次也应该像唐德宗一样，都是二十七天。
中书舍人崔祐甫对此坚决反对：“伏准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后出临，三日皆释服’，则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执事，谁非吏职?则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当三日也。”
崔祐甫表示，唐代宗遗诏说得明明白白，就是皇帝服丧二十七天，群臣服丧三天。
常衮当然不服：“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荣受殊宠，故宜异数。今与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于尔安乎?”
常衮辩称礼制要灵活，大臣们受到皇帝恩宠，服丧却跟老百姓一样，不妥当。
崔祐甫一听更来气了：“若遗诏何?诏旨可改，孰不可?”
崔祐甫觉得常衮就没有把唐代宗遗诏放在眼里，但常衮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人争执不下，吵得很凶。
之后常衮在一次进殿哭灵时，再次倒在地上，他的随从只能搀扶起来，崔祐甫指着常衮对大臣们说道：“臣哭于君前，有扶礼乎?”
常衮彻底怒了，他上表弹劾崔祐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请求唐德宗将崔祐甫贬为潮州刺史。
潮州当时还是不毛之地，距离长安千里，实际上等同于流放，唐德宗感觉处分过重，就改贬崔祐甫为河南少尹。
但贬斥崔祐甫的诏书发出后，却引发了朝堂上的轩然大波，汾阳王、中书令、太尉郭子仪和遂宁郡王、同平章事、太子太师、凤翔尹朱泚都明确表示，崔祐甫不应当被贬谪。
唐德宗震惊了，他问郭子仪和朱泚：“向言可谪，今言非罪，何也?”
有个背景悦史君要交代一下，从唐肃宗开始由于战事频仍的缘故，宰相一般都有三四个人以上担任，如果有人在外任职或者休息，有什么奏章面上，不是什么大事就不需要挨个人通知，皇帝允许管事的其中一位宰相，把其他宰相的名字都代签后呈交给皇帝，这也是沿用几十年的老办法。
郭子仪和朱泚都在宰相之列，按道理是要签字的，但当时唐德宗即位还不到一个月，而且还在发丧期间，常衮就依照旧例代署了郭子仪和朱泚的名字，奏请唐德宗把崔祐甫贬了。
现在唐德宗问郭子仪和朱泚为何意见反复，两人自然回答从没做过此事，这也就暗示常衮独断专行了，唐德宗怒了，敢情这常衮是在欺君啊。
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唐德宗立马就将常衮贬为河南少尹，任命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相当于两个人的职务换了一遍。
常衮黯然离开长安，刚刚走到昭应县的崔祐甫则闻诏而返，不久又转任中书侍郎，修国史，仍然担任平章事。
崔祐甫和常衮有多年矛盾，尤其是在唐代宗时期的“猫鼠同乳”事件，崔祐甫让常衮很难堪，常衮经常给崔祐甫穿小鞋，这次算是彻底栽了。
但唐德宗时期的政局更加复杂，升入宰相序列的崔祐甫，也是面临更多的挑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