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事迹
反抗日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沉睡的中国觉醒了。中国军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请求，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表示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决定，得到了印度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热烈响应，仅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就有700多人。
1938年6月29日，这一天被孟买的居民命名为“中国日”。柯棣华在这一天申请并加入由他和爱德华、巴苏华等5位医生组成的赴华医疗队。
1938年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在广州码头，他们受到了中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迎接。
9月29日，医疗队经长沙辗转来到汉口，被中国红十字会编为第15救护队，先后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工作。
在重庆，医疗队员们为了表达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决心，特意请中印文化协会主席谭云山为他们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中国名字。谭云山提议：在他们每个人名字后面加上“华”字。于是，五位医疗队员都有了他们的中国名字：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柯棣华的名字就是这时从原名柯棣尼斯改成的。
早在来中国之前，医疗队就听说八路军与国民党不同。因此，他们渴望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去。刚到中国时，他们就向前来迎接他们的宋庆龄提出到华北前线工作的请求。到武汉后，他们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重庆，他们又第3次向董必武提出了去延安的请求。
1939年1月16日，就在医疗队获得批准，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华不幸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其他几位医生劝他回国料理后事，他强忍悲痛说：“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需要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国大党所做的保证——至少在中国工作满一年之前，我决不回印度。”
1939年11月4日开始，柯棣华和印度医疗队的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走遍了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平西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数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战争环境中，他们和抗日军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在沿途施行了50余次手术，诊治了2000余名伤病员。
当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进行涞水战役时，柯棣华奉军区司令部之命，出发去军区的南线，负责阵地救护工作。在13天的战斗中，他接受了800余名伤病员，其中施行手术的达558人。由于不断地战斗，伤员也就不分昼夜陆续的后送，他3天3夜未曾睡觉，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坚守岗位。
百团大战后，巴苏华大夫奉命返回延安，留在了延安，并于1943年3月取道回国。柯棣华则继续留在白求恩学校和医院工作。
参加八路军
1941年1月，他“正式参加了八路军”——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仍然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此时，正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
1941年10月25日，柯棣华大夫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女士喜结良缘。
1942年8月23日郭庆兰生了一个儿子，柯棣华亲自接生。孩子的降生为这对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带来了巨大的欢乐，柯棣华给他的中国兄弟八路军卫生处军医李得奇写信：“老弟：报告你一件喜事，郭庆兰生了一个男孩。今天是第三天，他睁了睁眼睛观察周围。这孩子白皮肤，大眼睛，高鼻子，长睫毛，黑黑的两道眉，长的样子像我，但皮肤像郭庆兰。取了我们两人的优点，未取缺点。”
时任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司令员、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将军亲自为孩子起名为“柯印华”。“印”表示印度，“华”表示中国，这个名字寓意着中印将世代友好。
柯棣华曾说过：“这里是白求恩工作过的地方，你们的学校也以白求恩的光荣的名字命名。我一定要向他一样，献身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这是他的心声，也是此后一切行动的最好的概括。
在晋察冀两年多时间里，他始终以白求恩为榜样，工作上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不仅从事医疗工作，还从事教学训练，编写讲义，担负着行政和政治工作。在敌人向根据地残酷“扫荡”的情况下，他和同志们经常沿着山谷峻岭，一边作战，一边转移，一边护理伤病员。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一切艰险。他同群众血肉相连，把为群众服务看作自己的幸福。在敌人一次扫荡中，他路过一个被日寇摧残的村庄，听到断续的呻吟声，就顺声查找，在一间残破的房子里，见到一个由于难产而生命垂危的妇女。他连忙找来游击队和担架，把产妇送到一个临时救护所，连夜为她做手术，挽救了母子的生命。正因为这样，伤病员和群众都敬爱他，亲热地称他为“老柯”、“贴心大夫”和“黑妈妈”。
1942年7月，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的癫痫病再一次发作，医护人员虽全力抢救，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没有给他热爱的战友们留下一句话，没有给他爱妻娇儿留下一句话;但他全部工作，他的热情，他的献身精神，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