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进入法西斯时代的转折点。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台表演的是关东军和军部的中坚幕僚，在后台导演的则应该说是宇垣一成及其同伙。昭和初年，宇垣就表示“要有大的策划”以实现他的“多年的抱负”。他还在《中国时局对策》中具体写道：“帝国必须以不成文的国策为基准，倾注全力，独裁迈往”以“使帝国再中国的权益得到比今天更大的发展，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损害，必要的话，当机立断。”显然，宇垣的最终希望就是侵略中国，向外扩张。
田中内阁是最积极侵华的内阁之一，东方会议决定对中国采取武力，并三次出兵山东，还炸死了日本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但宇垣却仍感不足，批评田中内阁的满蒙政策给人以胆小怕事之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他批评森格外务次官对满蒙的工作，同出兵山东一样，都是一些如同笨拙的外科医生的琐碎动作，并催促道“要想树立帝国再满蒙和沿海的地位，就得显示出不惜以实力来维系东三省安全的坚强决心。”十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喂，向北满跃进!前进!”。炸死张作霖事件发生后，元老西园寺主张查明真相，严惩凶手，田中首相则动摇不定，但宇垣却坚决反对，主张隐瞒真相，不予追究，并向陆相白川义则说：“公布真相，是卑劣的举动，要强调斗争，决不让步。”支持和保护军部在国外的阴谋冒险活动。
宇垣在1928年9月写成《关于对华问题管件刚要》合盘托出了他要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他写道，日本队满蒙的基点有四，1、和并到帝国领土之内，2、使其独立、成为帝国的保护国。3、进一步图经济之发展和权益之伸张。4、维护现有权益。究竟以那个基点为发展，要视立足点之坚实情况和施展外交手段取得英美各国的谅解程度而定，只要做到这些，对付3中国，达到预定目的，就像一举手一投足那样容易，日本军部根据宇垣的《刚要》拟定了《昭和六年度形式判断》，这个判断以满蒙问题为中心，他要求军部下决心解决满蒙问题，并规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建立在中国中央政府下的亲日政权第二步，成了脱离中国的独立国;第三步，由日本领有，成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宇垣还在1931年4月初召开的师团长会议上强调“日本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非解决满蒙，满蒙问题不可。”
1931年4月，滨口内阁被若规内阁取代，宇垣也随之离开内阁，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宇垣已不任陆相了了，但是，当时的军部却被宇垣所推荐提拔起来的人所控制。南次郎是宇垣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经过再三推荐才进入若硅内阁任陆相的。金谷范三也是宇垣与各方面多次商谈，于1930年2月经过天皇任命为参谋总长的。杉山元和二宫治重是宇垣任陆相时，被任命的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阴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活跃分子，都是1930年8月的定期调动中担任了被视为陆军省内最有影响的职务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是宇垣的事先安排，才一可能担任这些职务的。至于具体策划九一八事变过程中的起关键作用的建川美次，则被成为宇垣四天王之一(其余三人是杉山元、二宫治重、小矶国昭)。
正因为如此，所以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宇垣便异常兴奋，认为“这回的满洲事件将成为关系到帝国兴衰的重大问题···这回事件的结果如何，深感负有重大责任，倘若以失败而告终，也可以说我用人失当的结果······”九一八事变期间，宇垣和本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本庄于1931年9月23日致书宇垣，希望从侧面协助，一举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宇垣也于26日、29日回信，满口答应，并督促本庄尽快成立脱离中国的保护国。宇垣为此向首相等进言忠告、要求在东北建立从中国本土分离的新政权。他还特意于10月29日从韩城动身前往东京，会见了首相若槻，元老西园寺，陆相南，外相币原，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等要人。活动长达一个多月，催促日本政府、军部乘机一举武装占领中国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