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875—1907)是革命家中的优秀诗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豪迈之作丝毫也不逊色于“亘古男儿一放翁”。如果说陆游是健儿，那么她就是飞侠。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的这首《对酒》堪称中国近代诗歌宝库中最为豪迈的七言绝句。许多七尺男儿萦怀鸡虫得失，甘心蝇营狗苟，对此能不汗颜?她另一首七律代表作——《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地图》——字字句句同样发出热血的沸响：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生于卧薪尝胆之地，长于报仇雪耻之乡，一身越东女子的豪迈之气。她的诗作激情丰沛，劲气充盈，仿佛布下了横扫千军的笔阵，简直锐不可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原名闺瑾，留学日本后，她剔掉了那个柔弱的“闺”字，单名为“瑾”，号“竞雄”，又别署“鉴湖女侠”。在金瓯告缺的乱世，她有足够的血性，敢与天下英雄男儿笑谈生死。
十九世纪末，“女权”尚未在中国萌芽，女性面对无法自主的婚姻所造成的厄运，除了逆来顺受，别无解脱之方。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揭露当年订婚一节的真实情形：“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在同一篇文章中，秋瑾还描写了更加不堪的结婚的情形：“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
1896年5月，秋瑾出嫁，丈夫是不学无术的“富二代”王廷钧(字子芳)。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是曾国藩的表弟，在曾府当过多年账房先生。曾国藩攻破南京后，其弟曾国荃征用十余只大船，运送金银珠宝奇器珍玩回湘乡老家。王黻臣将账目管得泉水样清明，既是亲戚，又属功臣，自然得到丰厚的打赏。一夜之间，王黻臣发了横财，于是求田问舍，安居乐业，先后在湘潭、株洲、汉口等地开了数家当铺与钱庄。
“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秋瑾的诗句不幸而言中。王廷钧蒲柳弱质，身子骨纤瘦，全无男子汉的雄风和阳刚之气。嫖赌逍遥，他无所不能;诗词歌赋，却一窍不通。他性格怯懦软弱，胆小如鼠。平日，秋瑾口无遮拦，喜欢纵谈历史，横议现实，就算在家中密室，他听了，也会赶紧关窗，生怕奴婢举报，招惹杀身之祸。两人的志趣和性情犹如圆枘方凿，根本合不上卯榫。
秋瑾在湘乡和湘潭苦度时日，生下一儿(王沅德)一女(王灿芝)。尽管王家生活优裕，但她与王廷钧同床异梦，内心苦闷之极，毫无乐趣可言。王廷钧流连秦楼楚馆，攀折倡条冶叶，秋瑾视之行若狗彘，夫妻关系降至冰点。
曾有人认为，秋瑾与王廷钧结婚，犹如天鹅与乌鸦联姻，自始就注定为一场悲剧。秋瑾有一颗敏感的诗心，又极具反叛意识，在那个禁锢森严的年代，她的心灵创痛肯定百倍于常人。后来，她奋力冲破重重阻碍，毅然东渡扶桑，又奋不顾身地参加种族革命(徐自华曾戏称秋瑾是明末崇祯皇帝的长公主转世)，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秋瑾的诗词中，壮句触目皆是，比如“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比如“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切身的痛苦不断地提醒她，在纲常名教之内，闺阁女子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若不奋力冲决天罗地网，幸福人生所必备的各项权利就注定会被剥夺殆尽。这就不奇怪了，秋瑾目空一世，傲岸不羁，绝然不肯置身庸脂俗粉的队列。徐自华称赞她“英爽倜傥”，其“意气自雄”既是积健而成，亦属天性所致。尽管秋瑾有数帧照片流传于后世，二十世纪初她给人的印象究竟如何?却仍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所幸秋瑾的东瀛好友服部繁子写过一篇《回忆秋瑾女士》，她笔端的素描比吴芝瑛和徐氏姐妹的速写更为细致：“……事情很令人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都很难断定：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浓的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颈口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里泛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秋瑾有易装癖，这一点在其同时代人的笔记中屡屡被提及，服部繁子的文章即是可信的写照。
1903年春，王廷钧狂抛大堆白银，终于如愿以偿，捐得户部主事一职，秋瑾也随之来到北京。据徐蕴华《炉边琐忆》记叙，某天，王廷钧欲在家中宴客，已嘱咐秋瑾治炊。临到傍晚，他却改变主意，与人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备齐酒菜，久等不见王廷钧带客人回家，闷得无趣，便身着男装，偕小厮前往戏园看戏。此事被王廷钧知道后，他二话不说就动手打了秋瑾。秋瑾一怒之下，出走阜城门外，在泰顺客栈落脚。
事情越闹越僵，王廷钧原本是三招就软的懦夫，又或许后悔了吧，他遣人去接回妻子，事情总算得以平息。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的信中说：“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所谓“甘辞”就是甜言蜜语，估计说了几马车，秋瑾才回心转意。不过，要说王廷钧斗胆动手，这多少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他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为人又胆小如鼠，一时气急败坏，骂上几句粗口完全可能，真要打人，莫非他吃了豹子胆吗?就算他敢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秋瑾从小跟表兄单老四学武，身手矫健敏捷，在徐自华笔下，秋瑾手持倭刀(东洋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何况她性烈如火，又岂肯吞招?
翌年春，秋瑾毅然留学日本。行前，王廷钧的抵触情绪很大，想法却十分天真，他自以为扣下妻子的珠帽与珠花，封锁其川资，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为远赴东瀛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他们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约分家产，各自为谋”，秋瑾“得万金，所托非人，尽耗其资”，然后她才变卖首饰，东渡日本)。
当初，假如秋瑾嫁的不是王廷钧，而是内心素所钦慕的对象(吴芝瑛嫁给德才兼备的廉泉即是范例)，两人情投意合，灵犀相通，她又何尝不能举案齐眉。她还会弃家远游，流血革命吗?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上，似“光汉子”徐锡麟那样“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沸血男儿的确层出不穷，但为民族革命喋血刑场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除了有大志向，秋瑾的内心若无大悲苦，她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由此可以断定，了无情趣的婚姻生活成为了速效高能的催化剂，促使鉴湖女侠秋瑾奋力挣脱家庭的羁绊，去选择剑与火的革命生涯。伟大目标的达成，往往始于革命者对个人现状的深度不满，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轮到鉴湖女侠秋瑾，则一变而为“诗家不幸国家幸”，真令人感慨万端。
1907年6月，秋瑾为光复军策划浙江起义，急需军饷，于是她化装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华姐妹相商。徐自华与徐蕴华均是同盟会员(由秋瑾介绍加入)，深感责无旁贷，当即倾尽奁中首饰(约值黄金三十两)相助。为了报答知己的厚遇，秋瑾回赠了一双翠钏，她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姑留此以为纪念。”临行之际，秋瑾又嘱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她若遇害，请好友将她“埋骨西泠”。
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党人王金发送来的情报，她有足够的时间避走他乡，但她选择了留在大通学堂。此前，她乍闻徐锡麟惨遭抉肝剖心的噩耗，即挥写了“痛同胞之酣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的联句，现在，她更是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下令杀害。临刑前，秋瑾向监斩官——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出三项要求：准其家书诀别;临刑不脱衣;不以首级示众。李钟岳准其后两条，因此秋瑾未能给家人和后世留下表明最后心迹的遗书。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处最情痴。
孤山林下三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曾作《梅》诗二首，这是其中之一。时隔一个多世纪，我们读这首诗，读到的梅花便是秋瑾，毫无疑问，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香最美的耐寒枝。
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张园安垲第，由女界领袖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等人牵头，举行秋瑾烈士追悼大会。林宗素介绍了秋瑾的生平事迹，特别指出“秋瑾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与会者都觉得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