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取得胜利后，刘鸿生被宋子文委任为善后救济总署的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不久，刘鸿生便飞回上海，全力以赴履行职责，投入善后救济工作。他对于美国的救济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借此可以挽救凋敝的民生，迅速恢复生产，使国内各项建设事业重新走上正轨。他把自己企业的恢复，也寄托在美军的剩余物资上，想趁机修复受损设施，添装设备结果一切都落了空。
在工作中，刘鸿生不断与美方代表发生分歧，在物资分配问题上冲突更大。美方对刘鸿生的公平分配方案极为不满，尤其反对把救济物资特别是医疗器材和药品公平地分配给八路军和解放区。有时竟指责刘是在“支援敌人进行叛乱”。刘也寸步不让，反问他：“联合国宪章里有哪一条不准把救济物资分配给解放区老百姓?”两人常常闹得不欢而散。
使刘鸿生失望的是，所谓战后剩余物资，尽是些残缺不全的陈旧器材，无法装备近代工业，他想依靠这批器材更新和恢复自己的企业是办不到的。与此同时，各种美国商品借救济物资的名义，大量拥进中国市场，廉价倾销，国产商品无力与之竞争。刘鸿生企业也由此受到较大损失，上海水泥厂因无法与美国进口水泥竞争，只好关门大吉，厂房也被人用来作为堆存洋灰、洋粉洋货毛织品等美国商品的仓库。
当刘鸿生的企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又一个沉重的打击降临了。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由于军事失利，金融混乱，法币贬值几同废纸，决定改革币制，发行金园券，强迫工商界交出金银、外汇，向银行兑换金圆券。蒋经国以特派员身份前来上海，先找到刘鸿生，要他带头执行这一法令。
不久，小蒋见刘没有反应，便威胁他，如再不交就按军法处置。在高压政策和小蒋的威胁下，刘鸿生为了保命只好忍痛牺牲企业利益，交出了金余800根、美钞230万元，还有银元数千元，把这些统统换成了金圆券。同法币一样，金圆券也是天天贬值，到头来变成废纸一张。这种兑换给刘氏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也使刘鸿生认清了国民党腐败没落的真面目，从此不再对其抱有幻想。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上海即将回到人民的手中。刘鸿生必须对他的最后归宿做出抉择了。他原本打算必要时把全家撤退到台湾，并为此做了一些准备，但国民党从刘氏企业劫走大量黄金、美钞的经过，又使他受到了现实的教育，觉得台湾也不是好地方。对共产党他始终存有戒心，尽管他在重庆时对毛、周相当钦佩和崇敬，但由于不了解共产党，不信任共产党，所以他也不想留在上海。之后他决定去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他每天早上都听负责人的汇报，内容是关于抽逃外汇的措施。由于刘鸿生未去台湾。国民党特务开始监视他，战局越紧，监视也就越严。
当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上海市社会局干脆要刘鸿生下令把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纺织厂和中华码头公司的8个仓库立即破坏，破坏得越彻底越好。刘鸿生在刘念智的帮助下，尽可能数衍搪塞社会局，拒绝炸毁仓库。上海临解放前，负责监视刘鸿生的国民党特务借口蒋介石召他去广州开紧急会议，强行把他绑架到广州。
在广州，他找到一个机会，避开特务的监视，逃到了香港。上海解放后，刘氏企业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重又焕发生机。刘鸿生在香港得知这一情况很是高兴，表示想要回来。不久，周恩来总理派人去香港，对滞留于此的工商业人士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动员他们回来参加建设新中国。
刘鸿生很受感动，打消了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决意回归。1949年底，他在儿子陪同下，避开特务监视，乘船回到天津。他刚到就收到周总理的消息，让他去北京一趟。在北京，周总理跟他讲了我国工商业者的措施，希望他在上海工商界中起带头作用，和政府密切合作，共同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一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进一步打消了疑虑。
回到上海后，陈毅市长也给他以很大的关怀。当时上海百废待兴，部外工厂不能立即复工，一些工人不能马上就业，救济失业成为一项急迫任务。刘鸿生回来后，参加了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刘氏企业普遍获得了新生。华东煤矿经过公私合营，在生产设备和管理制度上得到了改善和改革，大大提高了煤炭产量，有力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上海水泥厂的广大职工生产热情极高，在短短的时间里，用陈旧设备产出大量优质水混，而且产量比之前提升了很多;章华纺织厂生产的呢绒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源源出口海外。
这一切都是刘鸿生没有预料到的，使他进一步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才是真诚爱护和帮助的，从而对共产党心服口服，衷心拥护，并在具体行动上体现出来。抗美援朝运动中，刘鸿生带头捐献飞机大炮，并对外称：只要国家需要，能做的都会去做，在捐献中做出最大的努力。1956年初，刘鸿生响应政府号召，较早地使自己价值200多元的企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完成了他的最后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