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省宝庆(今邵阳市)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革命家，被誉为“护国军神”。朱德元帅曾赞誉他“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无私”，并称他为自己的“北极星”，和“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知音》及其主题曲风靡一时，蔡锷与“侠妓”小凤仙的故事再次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小凤仙成为人们心目蔡锷将军短暂一生的红颜“知音”。可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据有关专家研究，小凤仙本非名妓，更不是帮助蔡锷逃离北京的“侠妓”。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只是他返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谋略中的一环，不存在所谓“相恋”的问题。
据有关资料，蔡锷将军真正的红颜知音，是他在昆明娶的侧室云南女子潘蕙英。
辛亥革命昆明“重九起义”后，起义军总指挥蔡锷担任了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开始了他治理云南近两年的政治生涯。蔡锷在云南，留下了极好的名声与政绩，云南人以他为骄傲，他也视云南为第二桑梓。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蔡锷与云南还有一段缠绵的情缘。他在昆明期间，曾娶潘蕙英为侧室，双方感情深厚，情真意切，恩爱有加。
潘蕙英，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 十二月十八日，公历1895年1月13日，小蔡锷12岁，晋宁州贡生潘廷权之女。其伯父潘廷杓任四川省资州州判，潘廷权曾举家赴四川投奔哥哥。在四川时，潘蕙英的母亲生病卧床，她仿效古人“割股疗亲，孝感动天”的作法，割肉疗母，但却未能挽救母亲的生命，于是全家又赶回云南。
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后，公务繁忙，案牍劳顿，家属仍在湖南，无人照顾，于是僚友们劝他娶亲，并选定了以“孝”闻名的潘蕙英。婚礼于1912年正月举行，并未铺张，仅都督府中几位要人和有关职员知道，潘蕙英其时17岁。
婚后不久，蔡锷之母及原配夫人刘贞侠(森英)来到昆明。10月，潘夫人生女蔡淑莲。1913年蔡锷到北京，潘夫人偕行。1914年6月，蔡锷母亲及刘夫人到北京。27日，潘夫人在北京生长男蔡琨，因生于阴历五月初五日，故字端生，其时蔡锷在天津养病。1915年7月，蔡锷母亲返回湖南。11月，刘夫人携带儿子回湖南侍母，潘夫人则随侍蔡锷左右。12月19日，潘夫人和女儿在何鹏翔的护送下离开天津前往香港，返回昆明。
蔡锷率军前往川南与北洋军作战后，潘夫人留在昆明家中。蔡锷在军中，与潘夫人通信较多，现保存下来的共有9封。信中，蔡锷称潘夫人为“贤妹”、“吾妹”，声称“别后苦相忆，想同之也”，“别经三月，想念弥笃”，“戎马倥偬中苦忆汝母子”，可谓纸短情长。
1916年1月20日(阴历十二月十六日)，潘夫人在昆明生次子蔡珂，潘廷权电告蔡锷，蔡锷其时驻军川南永宁(今叙永县)，故取字永宁，以志纪念。并多次写信说：“殆天公所以报吾妹为子之孝(指“割臂疗亲”事)，为母之慈，何幸如之。惜堂上远隔在湘，电音阻塞，不能闻斯喜兆耳。”“吾妹于归后，连年生育，因之气血大亏，宜善加调摄。”“吾妹产后体态如何?乳儿壮健否?甚念!”蔡锷在信中向潘夫人详细说明国家大事、军情进展，显然以知书达理的潘夫人为自己政治抱负及救国爱民的知音。在强调个人的相思想念时，多次讲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及病情，并于5月26日信中，提到将抽身引退，为治疗身体，打算出国疗养，希望潘夫人能偕行。军情稳定后，潘夫人携子从昆明赶到四川军前，此后随待蔡锷身边。9月蔡锷从上海东渡日本就医，潘夫人护行。
蔡锷去世后，留下老幼茕茕，梁启超等以官方抚恤金及奠仪共二万余元共同经理生息，作为蔡锷母亲、夫人的生活费及子女将来的教育费。他们还在长沙天鹅塘樟树园一号代购产业，将蔡锷家属迁往居住。此后，潘夫人的经历不甚清晰，仅知她将夫君的一缕发丝与自己的发夹编织在一起，相伴终生。
1923年11月，她在昆明孀居，绅民张向宸等向昆明县政府呈文，声称“晋宁贡生潘廷权之女蕙英，现年32岁(应为28岁)，自幼秉性纯孝，于民国元年，适蔡公松坡为室。”文中以潘蕙英10余年前在四川割臂疗亲，请求旌表。唐继尧与内务司司长吴琨会衔指令昆明县，由省公署题给“至性过人”四字匾额一方，以示表扬。其父时任昆明市政公所女子习艺所所长。
1932年1月，日军侵犯上海，潘夫人此时寄寓江湾，仓促逃离，将蔡锷寄给她的家书遗失。之后，有资料说她居住在杭州，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时期，原东陆大学校长董泽将潘蕙英一家4口从沦陷的杭州接到昆明自己家中居住，“热情接待，亲如一家”。又有资料说她曾在中华圣公会创办的昆明恩光小学(万钟街)任教。1942年前后，其女蔡淑莲任教于私立松坡中学，这是流寓昆明的湖南籍名士创办的。
此外，在蔡锷家谱中有如下记载：“又配潘氏，清光绪20年甲午12月18日(公元1895年1月13日)午时生，生二子泽琨、泽珂;生女一，闺字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