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宣太后在性生活上放荡不羁，与商鞅变法排斥仁义、贞廉有关
电视剧《芈月传》播出后，剧中主人公秦宣太后的历史，被媒体一再“普及”。其中最津津乐道者，莫过于秦宣太后超级开放的性观念。史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从前服侍先王。先王把大腿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交欢，对贱妾有利。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而感到愉悦呢?”这种开放，不止于言辞，且见于行动。执政期间，宣太后曾与秦国北方强敌之主“义渠君”私通生了两个儿子，换来秦国北方边境的三十余年平静;晚年又在甘泉宫诈杀“义渠君”，彻底剿灭了义渠国。此外，宣太后长期豢养情夫，也是当日人所共知之事。
这种开放，一般被解读为两大原因：1、秦国地处西陲，受戎狄文化影响较大，故不似中原国家那般重视礼教;2、宣太后取得执政地位后，权势熏天，自我放纵。其实呢，还有第三大原因，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变法。商鞅曾把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国家要想强盛，必须先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只有杜绝了“六虱”，兵民才会争先恐后乐于被国君所用。
商鞅于秦孝公时代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孝公死，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车裂，但其法未变。秦惠文王，即是宣太后的丈夫。秦国的立国理念，既然排斥礼乐诗书、诚信贞廉，宣太后如此作风，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鞅为了建立自己的理想国，不惜以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倒退为代价
细说起来，商鞅的理想国，本就是以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倒退为代价而建立的。
消灭大家族后，小家庭面对国家机器毫无抵抗力;家庭伦理也随之堕落
譬如，为强化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商鞅用律法阻绝了任何大家族存在的可能性，即所谓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如此，大家族制消亡，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然毫无抵抗力。同时，也直接导致秦人家庭伦理的堕落，汉人贾谊后来形容说：秦时，儿子借给父亲一把锄头，常流露出施恩的神色;母亲拿几只瓢碗笤帚，儿媳就会说难听的话，简直快赶上禽兽了。
制造“特务国家”，连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的义务
再如，商鞅还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如此，整个秦国就变成了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的义务。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这种告密制度，将民众牢牢捆绑在国家机器上不得动弹，也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史载，直到汉文帝时代，民众乐于告密的风气才得到扭转。
以“愚民”、“弱民”为基本统治手段，扼杀民众求学启蒙的可能性
再如，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国策，以农、战为核心。民众生活在秦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事农耕，要么出征作战。如果想去经商、求学，或者耕作不积极，达不到政府的要求，那么，对不起，本人及妻子儿女要被抓起来沦为官奴。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合称“五害”，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国家要强盛，必须消灭“五害”。
在这个问题上，商鞅说得非常直白：“民愚则易治也”——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强国之道，在于让民众保持孱弱;“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困，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就会努力劳作，一旦富了，就会有额外的追求，这些额外的追求，会产生危害国家的“六虱”。所以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才是强国之道;“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
那要怎样让民众保持愚昧呢?商鞅的办法有三：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许做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
上述政策，确实产生了商鞅所期待的效果。据秦宣太后执政时期成书的秦《日书》，秦人普遍没有让自己的子女读书上进的期望。几乎都在祈祷儿子出生后孔武有力，利于耕战;希望生子做“吏”，生女儿“为邦君妻”。宣太后死后不久，荀子来到秦国，其所见所闻是：秦国没有知识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饰简朴，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
最终，宣太后时代的秦国，已经成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国家
学者秦晖曾谓：“秦制就是赤裸裸的强盗政治”。古人亦有定论，“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这种自商鞅时代开启的强盗政治，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秦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又彻底扼杀了秦国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窒息了一切监督统治集团的舆论场。略言之，政府一手鼓励民众致富(努力耕作)，一手控制、压榨民众(愚民弱民)，最终使秦国沦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国家——秦律公开“笑贫”，把穷当成原罪，如规定：对那些无力娶妻只能入赘的穷人，不但不能分给他们田地，作战时还要强迫他们冲锋在最前线，早死早了事;他们的后代发达了，也要在档案中明白写上祖先是穷鬼，是赘婿。秦律当中，还给穷人设置了一个专用的侮辱性的代词，叫做“人貉”。可资对照的是，《大戴礼记》“七出”之条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而秦宣太后时代之《日书》显示，秦人不嫌弃女子“不顺父母、淫、窃盗”，但很在意其余四条。
总结起来呢，就是经过了商鞅变法，到秦宣太后的时代，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已经大滑坡了，“笑贫不笑娼”已经成了官方认可和宣传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下面，自然不会对宣太后的淫乱，造成任何舆论压力(知识分子都不存在了)。宣太后临终前，很有自信地公然要求以自己最喜欢的情夫来殉葬，也与此有关。相比之下，当时中原国家的不少君王，虽然也很淫乱，但终究不能这样放肆，现在《诗经》里头，还留存有很多的篇章，就是在讽刺中原地区君王们的淫乱。这是当时中原国家的一种原始的“舆论监督”，也是中原国家的一种价值观。这种“舆论监督”，和这种价值观，在秦宣太后执政时期的秦国，那是完全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秦国搞了商鞅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