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好水川之战宋军为什么是失败，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世界历史中，小国击败大国之事不胜枚举，例如希腊在马拉松平原与萨拉米海战击败波斯、巴尔干塞尔维亚等国大败奥斯曼土耳其、二战前期芬兰重挫苏联陆军等，而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更多，发生在北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宋夏好水川之战，就是其中一例。不过，以往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多以宋军主将轻敌，所以才被夏军击败为理由搪塞而过，结论粗糙且经不起推敲。因为即使主将轻敌，为什么宋军落入对方包围圈后(尤其还是处在山谷的狭窄空间内)，还可以鏖战半日，去为援军的到达争取时间。显然，西夏元昊能够打赢此仗，一定另有隐情。
而我们也看到，好水川之战后，西夏国内反战声音不小，民力疲弊，并没有因为对宋战争胜利所缴获的战利品而获益多少，元昊因为各方施压，最终不得不接受化干戈为玉帛的建议，草草结束了对宋战争。所以好水川之战对双方影响究竟有多大，尚且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而将宋军战败理解为是主将轻敌导致的恶果，更是一种思维怠惰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真正导致宋军失败的原因，其实可以归纳为三点，而这三点中，主将轻敌甚至是非常次要的因素。我们且来探究一二。
韩琦命令自相矛盾
首先，主帅自相矛盾的命令，是宋军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北宋以制衡武将势力膨胀的祖宗之法而立国，历来注意控制前线将领的权力，对夏战争亦是如此。当然，由于西夏在当时的北宋政治精英眼中，其体量与威胁远远落后于北方强邻契丹，所以北宋中央更是无意于在这场战争中给予前线将领更大的自由，以免他们成为新的隐患。所以，在西夏元昊进攻渭州之时，北宋方面的部署是以泾原路经略使韩琦为总指挥，此后，由他召集战区内的宋军将领来议事，注意，韩琦的这种召集，从程序上讲既合法也不合法，合法是因为他受朝廷委派，但不合法则是许多将领同他并没有建立起直系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身为邻近战区的环庆副都部署任福，同韩琦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更让人忧心的是，韩琦在综合考虑了诸因素后，决定任命任福来承担深入敌后的使命。
任福之前也是身经百战，对战区内情况比较熟悉，于是接受了这一任命。不过，韩琦给他的安排中，出现了两个漏洞，第一个漏洞，就是韩琦让任福率军向西迂回进发，绕到西夏军后方的羊牧隆城来埋伏，以便战役打响后来夹击西夏军队。不过，战争局势瞬息万变，任福在挺进过程中，必然会遭遇西夏的小股部队拦截阻击，所以韩琦考虑到这种情况后，又告诉他根据形势变化，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设伏，等待战役全面打响。
韩琦本是好意，想给予任福更多的行动自由，但是他要求任福率军埋伏，又是死命令，为了迫使任尽快到达伏击地点，韩又以违抗命令便要将他斩首的话语相威胁。这里行动自由与死命令可就自相矛盾了，任福在行动中，选择哪个都不能算错(从逻辑上讲)，而在后来的战争中，他偏偏选择了前者，即在向伏击地点挺进中遭遇西夏小股部队阻击，然后同其激战，并逐步被对方诱入早已布置好的陷阱之中。而任福之所以违抗韩琦的死命令，除了韩琦已经在临行时给予自己行动自由的承诺外，韩琦有无权力斩首自己，恐怕也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因为首先斩首任需要有皇帝命令，其次韩琦又是临时差遣，最后，双方并非直接隶属的关系，也给韩琦驾驭手下带来不小的麻烦。因此，韩琦斩首任福的话，恐吓成分居多，这也是任会违抗死命令，追击西夏军队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任福轻敌固然不假，但最主要的因素，则是身为主帅的韩琦对任福缺乏有效的控制，同时命令又极不明确，自相矛盾，这是宋军在好水川之战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敌情不明，夏军实施反包围
其次，敌情不明，也是宋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习惯性把它归入主将轻敌的因素当中，可实际上，即便任福不轻敌，小心谨慎的按照原定计划行军，仍有可能会落入到西夏军队的陷阱当中。
在三川口之战后，西夏的元昊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他发现，对宋战争中，除了以小股部队引诱对方进入伏击圈外，主动出击进行反包围，也是一种高效的战术，尤其己方对于战场环境熟悉程度甚于对方，这也让反包围的策略能够得到高效率执行。于是，就在任福向羊牧隆城前进的过程中，西夏的一部分主力，远离了正面战场，转向任福的后方，即六盘山脚下进行埋伏设防，这一步棋不但截断了宋军前锋的退路，还将韩琦预先设计好的前后夹击，变成了主动送人头。而当任福尾随西夏诱敌之军接近好水川口时，这支部队立刻堵住了任福军的退路，与元昊主力形成对宋军夹击之势。所以由此来看，任福及时察觉到这样一种危险，所以才选择追击西夏小股部队。因为如此，他将找到西夏大部队藏身之处，并逼迫其提前决战，而一旦夏军中任意一支被任福击破，他就能化险为夷，避免自身被夹击的命运。所以任福追击西夏小股部队到底算不算贪图小便宜，还得具体分析。
在笔者看来，任福毕竟是一军统帅，绝不会连西夏的小部队是诱敌都看不出来。而支撑其追下去的动力，除了己方训练有素的弓手外，就是紧迫的战场形势，而这历来是许多史家容易忽视的。历史的发展有着无数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能是这一种呢?所以说，西夏军队的反包围，是韩琦所未能够意料到的，而身为前锋的任福认识到了，所以才会走出提前与元昊决战的险棋，只不过，这一险棋，还是落子慢了些。因为就在任福望见好水川口的时候，他的对手，已经把他和他的部下，困在了核心。而距离他最近的友邻部队朱观、武应等部，也于能家川被夏军牢牢牵制住，无法同任福会合，好水川的宋军，瞬间成为了孤军。
宋军渴望速战速决
最后，还有一点因素也值得注意。北宋仁宗时期的边境战争，不同于神宗以后的战争形式。因为神宗时期，王安石通过变法，极大的强化了国家对于社会财富的控制能力，例如以青苗法同农村放贷地主争利，以均输法等同商贾争利等，都让国库储备大大增加，因此，神宗以后的帝国官僚才能从容的采取构筑堡寨，步步蚕食西夏领土的策略，来跟西夏玩消耗战。
但仁宗时期的宋军，就没有这样好的待遇了。因为首先仁宗对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不欣赏，其次又不愿意长期保持武将权力，最后，仁宗时期对于社会经济控制力度有限，财富积累缓慢，所以速战速决，是当时的普遍声音。任福立功心切的心理，自然也与这样一种当时社会的大环境相契合，因此他才会贸然出击，寻找西夏军队进行大决战。而宋军在好水川的失利，也给了北宋统治集团当头一棒，他与三川口之战的失利等一起，激发了北宋王朝一场巨大的军事革命，主动出击的战略逐渐被扫入了历史的尘埃，取而代之的，则是步步为营，构筑堡寨来围困夏军的新型战争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