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政府软弱无能，但很少有人知道，从道光皇帝到慈禧太后，他们对外敌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常常令一些主战派的大臣们都感到胆战心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就曾发布过4道对外敌宣战的诏书，可是由于吏治的腐败、军备的松弛，以及体制的落后，再强硬的态度也未能支撑起那个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
由于林则徐采取了种种禁烟措施，致使英国在中国的重大利益受到了损失，于是开始在上海不断与清政府制造摩擦，战火一触即发。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受到道光皇帝支持的，或者说在禁烟这件事上，道光皇帝实际要比林则徐决心更大。当时，林则徐主张的是禁止，而道光皇帝则主张“除中国大患之源”，也就是说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当清军与英国人在上海交上火以后，林则徐建议道光皇帝应该区别对待，并且留有余地，但道光皇帝却立即颁旨，命令与英国停止贸易，对所有英国的船只，全部进行驱逐。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懋膺上赏”。可见，道光皇帝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如皇帝所愿，最终还是以屈辱结束，并直接导致了1842年8月29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但割让了香港岛，准许五口通商，还赔款2100万银元，开启了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虽说道光皇帝在面对外辱时没有丝毫的苟且和妥协，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只有结果，而不需要过程。
所以，从此刻开始，这个身穿补丁裤子，一心励精图治的道光皇帝便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后人的无情唾弃、口诛笔伐。
咸丰皇帝是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登基的时候刚刚20岁，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登基就决定为父报仇。他不但撤换了所有主和派的官员，重新启用林则徐等主战派，还在重整朝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倡导“防三渐”：一防土木之渐，二防宴安之渐，三防壅蔽之渐。简言之，就是要防大兴土木，防歌舞升平，防堵塞言论。
为此，朝野上下一片欢呼，似乎又一次迎来了“千古一帝”。
而咸丰皇帝最令朝野振奋的是，他敢于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立刻组织还击，在激战一昼夜后，英法的13艘军舰，4艘被击沉，6艘被击伤，舰队司令官何伯的腿被炸断，英法舰队挂白旗狼狈而退。
1860年9月9日，英法派代表巴夏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由于这个巴夏就是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所以咸丰皇帝非常反感这个人，也不顾什么“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下令将其扣留在通州，并传谕各口岸一律关闭，断绝贸易准备决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下诏对英法宣战：“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同时还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然而，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便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天不亮就仓皇出逃了。
在一年零四个月以后，咸丰皇帝不得不吞下这颗恶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就连150年间无数能工巧匠能够辛勤汗水建造起来的圆明园也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而曾经那个踌躇满志、励精图治的咸丰皇帝也命丧热河，成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鲜有地客死他乡的皇帝。
光绪皇帝是由醇亲王奕譞之子。由于同治皇帝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嗣，所以由慈禧做主，将醇亲王奕譞之子过继给了同治皇帝，登基成为了光绪皇帝。
1894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同样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极力主战，反对妥协，并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诏书。但是，在这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斗中，清政府仓皇迎战，所以导致这场战斗最终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之后，清政府迫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1895年4月7日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并且向日本空前地割地赔款，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极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还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光绪痛恨清廷的腐败，也找出了腐败的根源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于是决定维新变法，可是由于这次变法遭到了慈禧的反对，所以这个维新也不过历时103天，也称“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之后，光绪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自此成为一个无枷之囚。
1900年6月21日，军机大臣荣禄匆匆进宫，向慈禧太后禀报说，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也就是说要逼慈禧退位，实际则是找借口逼慈禧首先出兵，赢得战争的主动。
慈禧在听到荣禄的禀报后气急败坏，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这个已逾更年期的女人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这份诏书被称为“对万国宣战诏书”。
慈禧太后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以通敌的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而且都是“斩立决”。
可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的时候，慈禧太后又一改“对万国宣战”的威风，挟持光绪皇帝，一路逃到了西安。
为了与“诸国”和好，慈禧又毫不留情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追夺了已故大学士刚毅的原官，对山西巡抚毓贤就地正法，还有一大批主张宣战的王公大臣都被斩监后，也就是说要让他们随时为“和谈”牺牲。
惊慌失措的慈禧还用谄媚的语言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然慈禧主动提出来了，那么列强们在之后的谈判中就放心大胆地狮子大开口了，这就是最为丧权辱国、瓜分中国狂潮的《辛丑条约》。
清廷虽然能积极备战，坚决迎战，但每一场战争都被现实狠狠打脸，最后竟变成任人宰割。4次对列强宣战，换来的竟是近50个不平等条约。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一次比一次大的损失，一次比一次痛心的屈辱，许多历史学家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
因为从历史的结果看，我们总是会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执政者的身上，但如果我们都认真地阅读一遍晚清历史，就会发现从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不想让大清的江山万古长青。
还有那些大臣们，不管是主战的，还是主和的，他们也都是站在朝廷利益的立场出发，没有任何一个有证据证明任何一个朝臣存在通敌叛国的情况，包括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章、张之洞、李鸿章等一大批名臣良将都来自晚清。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加速了清廷的灭亡呢?我们要想研究透中国近代史，就需要首先把晚清衰败的原因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