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唐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国象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变得庸俗和丑恶。到了宋代人的眼光更多着眼于本土，对西方的探究更多局限于中亚、西亚等地。重新将中国与西方欧洲联系起来是到了元帝国时期，当时蒙古人强悍的铁骑征服了世界上的诸多国家，为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在整个元帝国时期，西方的诸多使臣或教士来到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非常遗憾的是，整个元帝国时期中西之间的交流更多表现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记录和想象，而缺乏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认知。
明朝建立后，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东方货物可以通过海路到达西方，因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日益加深。当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人通过武力侵占了明朝番国之后，国人对西方的认知才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建立在明人“天朝上邦”优越心理之上的。
西方人和西方国家在明人心目中成为野蛮、狡诈、阴险、凶残的代名词。明代传统士大夫在不同史料笔记中对西方社会进行丑化和“妖魔化”的描绘，使得西方国家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一改汉魏隋唐时期的文明风尚形象。
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随着世界地理的大发现与东方航道的开通，再加上西方人垂涎于东方的富庶，16世纪初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逐步确立在印度洋及南洋地区的武装据点和商业站点。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接着攻占了马来半岛西南岸的马六甲，也即明朝的藩国满剌加。
随后，葡萄牙人在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印尼的马鲁古群岛等地建立了商业站点。此时，在当地经商的中国人最先认识了此类西方人，并把他们称之为“佛郎机”。可以说，葡萄牙人是国人最先接触的欧洲人。
其实佛郎机一名原为伊斯兰教徒对欧洲基督教的泛称，实际上是法兰克一词的误读。明代人根据伊斯兰教徒的称呼，称葡萄牙及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凭借先进武器，到处烧杀抢掠。
葡萄牙人与中国的最先接触给明代人留下了不好印象。后来在嘉靖元年，葡萄牙的一支舰队开至广东珠江口，试图以武力占领屯门岛，但遭到了明代官兵的英勇抵御，最后被逐出广东。葡萄牙人与中国官兵的较量，显示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本性。
另外，“佛郎机”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指代西洋的洋炮。由于葡萄牙人在15世纪军事实力较为强大，船坚炮利，横行海上，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所造之炮，射程较远，命中率高。明朝军队出于对这些火炮的羡慕，在当时的军器局和兵仗局中仿制了一些西洋火炮，并且对其做了许多革新和改进。
西班牙人在明代史料笔记中一般被称之为“大吕宋”。该国与中国人的接触发生在16世纪初，当时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西班牙来到东方，不仅强占了吕宋为其殖民地，而且还与其他欧洲殖民地国家展开争夺。同时，西班牙人在该岛上对吕宋华人进行镇压和杀戮。正是在对亚洲国家殖民征服过程中，西班牙与明王朝有了政治经济的交往。
荷兰是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到达明朝的另一个西方国家，在明代的史料笔记中称“红毛番”或“红毛夷”。1601年，荷兰组织商业船队到达澳门海面，请求通商贸易，自称“不敢为寇，欲通贡而已”，但遭到了驻扎此地的葡萄牙人严词拒绝。
当时明朝驻广东官员为了平息争端，召见荷兰人首领游览该城。荷兰人在澳门没有任何收获，便迅速离去，这是明朝人与荷兰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往。由于荷兰人长相怪异，明人依据荷兰人的体貌体征称之为 “红毛番”或“红毛夷”。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明代前期，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一种新的贸易渠道。当时的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城市成为全国重要的通商口岸。中国海上的交通发展，使得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与域外进行商贸交往。更为重要的是，明初统治者为了宣扬国威，巩固皇位，开始重视与外域藩国的交往。
万历年间罗懋登的《西洋记》根据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史实进行了演绎和虚构，站在“贵华贱夷”的道德制高点上对异域番国的场景进行了多方位描摹。尽管小说中的“西洋诸国”在郑和武力威慑之下都俯首称臣，但实质上是作者借助于郑和下西洋“四夷宾服，万邦进贡”的盛世来感叹明代中后期国力的衰弱，以此缅怀明初国力的强大，从而引起当朝统治阶层的关注。
事实上，从明初直到明代中后期，大明统治者心目中的“西洋”都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国家，而是指代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区域。明朝中后期国势衰微，东南沿海也受到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侵扰，明朝统治者深为不安。但由于心理上所固有“天邦上国”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充满着恐惧厌恶而又傲慢鄙视的矛盾心态。
明人不仅对西方国家有着错误认识，也对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人存有顽固的偏见和“妖魔化”想象。在明人看来，西方人具有怪异的相貌，“猫睛鹰嘴，拳发赤须”、“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在他们心目中，西方的佛郎机国位于狼徐鬼国对面，其民众野蛮凶残，以“好食小儿”为习俗。
明人对葡萄牙人的“妖魔化”认知影响着对其他西方国家的想象，当荷兰人进入中国境内时，一些史料笔记中以丑化的词语加以描绘。至此，粗鄙化、恶魔化的西方蛮夷形象定格在国人头脑中，成为明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成为国人对西方社会和西方人的一种认知和想象。
即使明代中后期一些意大利传教士带来先进的西方文明知识也没有改变明人对西方国家的虚妄认知。1582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抵澳，翌年进入广东肇庆。他学习中国文化，适应中国习俗，结交中国士大夫，成为明代真正意义上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利玛窦在中国进行传教，虽然带有西方天主教文化侵略的动机，但客观上意欲通过传授世界的史地知识去改变明代人的愚昧与无知，但最后的效果却不令人满意。有的传统知识分子对西方新知持一种怀疑态度，缺乏深入探索和了解。这种认知表明明代社会的知识精英对于传教士传授的西方知识是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
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明代统治阶层和传统士子对西方国家丑化怪化的认知充斥在各种史料笔记中，这已经成为明代民众认识西方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西方社会在明代人的印象已从汉唐时代的富庶文明变成了杀人放火、丑陋不堪、好食小儿的野蛮凶残形象。
明代中后期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新知，向中国民众普及着世界的风土人情，期望改变明人对西方的态度和看法，但效果甚微，不足以撼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和他们的思维观念。
明代国人对西方社会报以怀疑、贬斥、冷漠及丑化的认知，认为西方国家是“番国”，西方人是“番鬼”，他们是野蛮凶残的怪物。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和想象，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文化原因。
第一，明代对西方的虚妄认知根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明代社会所形成“天朝上邦”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第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与国人没有身临其境到达异域，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情况有关。第三，明代国人对西方的“妖魔化”认知也与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掠夺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实质上是一个自我文化认证问题。由于16世纪西方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商业的繁荣和传教事业的发达，冲击着“老大帝国”的文化优越感，使得“天邦上国”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因此，在明代人观念中，西方社会成了一个陌生、诡异、凶狠、奸诈、野蛮的文化符号。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幻认知和想象，其本意不是为了描述一个真实的西方文明，而是证明在大明帝国的文化框架中，西方国家存在尽管是一个事实，但对明帝国而言并无多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