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古代的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为朝廷立下大功的大臣,皇帝都会给他们很多的赏赐。下面由小编给大家带来这篇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吧。
西汉皇帝赏赐的内容具有多样性特点，不仅存在赐号封爵的名誉赏赐，也存在诸多物质赏赐，在国家出现灾异、祥瑞等情况下，皇帝赐百姓以米肉布帛等物，显示君主的宽厚仁慈与爱民之心。
这种财富的支出，于君主而言是保江山社稷之策，于百姓而言便是一种社会福利，是继续生存的星星之火。
以宗室、外戚为主的官僚阶级不仅因职位而有俸禄作为收入来源，也因其身份和地位多次受到食邑、金钱、布帛等物的赏赐，这不仅是皇帝的嘉奖和重视，也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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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救贫困者
西汉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它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继承着先秦时期的传统，重视农桑。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与农民的问题，多次下“重农”的诏令。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与保障，而从事农业者多为中下层百姓而非养尊处优之贵族子弟，所以皇帝对普通百姓的扶持与帮助也是对整个农业生产的重视。
马凌洛夫斯基在论述库拉贸易时指出，“礼物绝对不是随意送出去的，实际上总是为了履行特定的责任义务”西汉皇帝在国家出现蝗、洪、旱等灾难时对受灾群众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或开仓振民，或减免租税，或直接给予金钱布帛。
作为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矛盾，安定民心是他的职责与义务。
另外，自然灾害降临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众多民众是直接受害者，他们或是庄稼被毁，或是房屋倒塌，这己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为了迎接来年的丰收，皇帝必须对受灾群众给予抚慰，对受伤者给予医疗帮助，这也是稳定农业生产人员的重要措施。
赏赐是古代社会统治者常常实行的一项福利政策，赏赐受灾群众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奠定农业生产基础，更是皇帝对他们的关怀与抚恤，是振救灾民的一种体现。
赏赐还是皇帝施舍臣民的方式之一，是皇帝笼络臣民赢取民心的手段，但西汉皇帝推崇以孝治天下，重视民生，关注贫苦穷困之民。
据《西汉会要》记载，皇帝对他们的赏赐达29次，这种类型的赏赐不仅是一种宣传效应，有利于巩固刘姓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是对贫苦之人的一种救济方式，是社会福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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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财产再分配
西汉是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巩固期，经济制度与政策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此时皇帝实行田租与口赋并行的赋税政策，百姓不仅要按收成比例缴纳米粮，更要按人口来缴纳人头税，地方诸侯也需按时向朝廷缴纳献费。
皇帝作为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不仅手握政权与军权，也掌握财权，是最大的宗主。
西汉皇帝通过赋税法和献费等方式来聚集地方财富，并用这些财富来施舍臣民及周边民族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但皇帝赏赐臣民食邑、金钱等物质不仅是为政治服务，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
皇帝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体，设置三公九卿管理京畿及郡县，这是政权与军权的适当下放，是治理社会的需要，同时，皇帝通过俸禄和其他赏赐对社会财富进行了再次分配，使土地不仅集中在帝王之手，使金钱、布帛、漆器等物不仅集于国库，这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流通，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宗室、外戚及宠臣为主的官僚阶级是皇帝赏赐的重要对象，他们不仅有俸禄作为收入来源，更有大量的食邑、金钱赏赐，这些赏赐不仅用于日常开销，也用于接济亲族或是结交人情。
封建时期以土地丈量个人身份及地位，因功因贤而获得众多土地赏赐的人晋升为地主阶级，掌管一方，享受食邑带来的赋税和利润，这也是皇帝对土地再次分配的方式。
皇帝对普通百姓的赏赐数量虽不能与官僚相提并论，但在灾异及样瑞等情况下，以大量米肉布帛等物恩赏之，不仅体现了统治者对民众的施舍与救济，同时也是将百姓所得之物再归还的表现，是对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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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的精神抚慰功能
皇帝对臣民的赏赐虽说多以物质与名誉为主，但这些类型的赏赐能够传递精神上的作用，能加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情感联系。
布朗说“礼物交换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精神上的作用。交换的东西会使双方产生一种友好的感觉，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目的就没有实现。”
实质上，古代君臣间本是一种施报关系，皇帝给予名誉与物质，臣民回馈忠诚，这本就是礼物交换的形式之一，所以他们交换的目的也具有精神上的作用。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自然灾害的降临被认为是统治者德行有失，从而上天对他施以警示与告诫，如董仲舒言：“国家将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诸如此类的灾难赏赐，一是对受灾民众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二是为挽回民心，侧面承认统治者的一些不当作为，从而赏赐民众以表达愧疚之心，从精神层面上对百姓进行安抚。
除灾异赏赐，还有诸如庆典、丧葬等其他类型的赏赐，统治者的这种行为不仅是维护政权的需要，同时也是借此机会向臣民传达友好之情，向民众表达自己的善意，以达到“宣恩惠，慰人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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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慰神灵
皇帝的各种赏赐不仅有抚慰臣民之用，也具有抚慰神灵的功能。祭祀中统治者对祖先及神灵的各种供奉不仅是表达尊敬与感激的手段，也是乞求祌灵庇佑的方式。
宗庙祭祀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西汉历代皇帝十分重视且设庙定期供上鲜美之物，因为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祖先的亡灵存在着，而且相信他们具有保护自己的超自然能力。
相较于宗庙祭祀，郊祀在汉代的地位更加尊贵，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对》中说：“礼，三年之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祀，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
传统观念中，天道高于人道，天尊与人，而西汉时期尤为推崇“天人感应”学说，就连统治者也是上天指定的管理世俗的代理人，封建帝王作为天之子，代表上天统御天下，自当以高度的敬畏与虔诚奉行郊祀，以求得上天神灵的福佑。
以武帝为代表的西汉历代统治者多次祭祀四方之祌，并献上羊、彘等牲畜以代表自己对祌灵的敬畏，且蕴含了对众神的希寄。
早在先秦时期，华夏民族周围就存在与之习俗不同的四夷八蛮，文化的区域性是客观存在的。《汉书》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
西汉时期中原民族与匈奴、羌、西域等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习俗迥异，但皇帝的赏赐行为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在礼物交换中，不仅物品得到流通，习俗、文化、艺术等也会随之传播。
西汉统治者对周边民族的赏赐除大量金钱，基本以衣裳、锦绣、缯絮、食物等为主，这些物品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起了冲击作用，促进了文化交流，加强了汉文化的影响与辐射范围。
周边民族是西汉皇帝赏赐的重要对象之一，皇帝的赏赐行为不仅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同时也从侧面影响了汉王朝马政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北民族文化的传播。
养马与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息息相关，西汉统治者也深知其利害关系，特别在武帝时期，政府与民间养马业空间发达，这与西北马匹的大量输入和养马技术的传授分不开。
武帝以公主及丰厚的嫁妆给予匈奴单于，匈奴献良马千匹作为聘礼，这不仅是传统婚礼中的仪式活动，更是西汉皇帝与匈奴民族的礼物交换行为。
在汉王朝与西北民族的礼物交换中，不仅有大量良马的输入，同时也伴随着养马技术的传入。
如金日磾降汉后，武帝赏赐丰厚并提携他为养马监，而金日磾本为匈奴贵族子弟，谙熟西北民族的养马技术，武帝对他的赏赐极大促进了西汉养马业的发展。
从皇帝对周边民族给予丰厚物质赏赐的行为中，我们不难理解统治者的诸多赏赐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但我们不能忽略赏赐行为也给西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西北民族大批良马的输入对西汉养马业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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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赏赐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像活体的每一个器官在这个有机体的整体生活中起到某种作用一样”它对西汉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从上述论述中可知其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但其主旨在于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功能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其本质是维系统治上的平衡，确立君臣民之间的和谐关系。
但赏赐作为一种赠礼行为，除名誉外，更多的是实物赏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与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