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了三件匪夷所思的案件，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起事件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史称明末三大案。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泰昌帝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自称仙丹。泰昌帝服后死去，而在当天，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有人怀疑是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多。泰昌帝继承皇位整一个月。这件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后续
朝臣之争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帝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俸禄。
十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阴谋加害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最终判罚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结，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案件余波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争议
关于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三百余年来，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