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考试选拔制度都是怎样的?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先秦时代的“官僚”其实是“贵族”，什么叫贵族，贵族就是从娘胎里面带着一股“优良血统”的族群，这种族群就被称为“贵族”，贵族管理着先秦社会，他们的门槛叫做“继承”，你爹是贵族，那么你，也将会是贵族，这些个贵族其实也可以算“官僚”，毕竟他们贵族身份是娘胎带出来的，自称还是喜欢带着官位的。这个时候的普通人或者奴隶，能够做官的可能性为零，作为贵族当中的最末等的贵族“士”，倒是还有那么一些可能做一点官，“士”按理来说只是其他大贵族的消耗品——为他们打仗、替他们镇压、成为他们的武士。
但也涌现出了许多惊才艳世的“士”，比如诸子百家。但很可惜，不管这些诸子百家当中的何等才华横溢，他们的崛起也依旧只能著书立传，而无法真正的触碰到权力与实施自己的抱负，换句话说，先秦时代，若不是出身极好，那就很难成为一个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人员。
好在，这样时光总有个尽头，他们似乎有了出头之日，西边的秦国逐渐崛起，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军功宅田制度，大大加强了军队实力，此后，秦灭六国，秦王嬴政自封始皇帝，废除传统的“封土建国制度”，推行郡县制，将官员的任免权力掌握到皇帝所在的中央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且这直接造成了这样的影响——自秦代以后，官僚政治取代先秦时代的贵族政治。
秦崩之速，天下罕见，继承者乃汉，汉承大秦制度，但又吸收大秦速崩教训，实行一种斑马式样的地方制度——郡国并行制。在官僚政治依旧取代了贵族政治的大前提下，诸侯王远远比不上之前周王室的那一套“封土建国”，他们更在武帝时节的“推恩令”之下，日益为官吏所控制，这一时期的“官僚”的需求量日益增长，汉帝所用的选官制度是为“察举制”，所谓察举制，乃是用一种无法量化的标准，一种模糊的标准来选拔官僚候选人——“孝廉”。在当时的汉地，每郡郡守每岁可以推荐一至两人为“孝廉”，但由于是这种无法量化的标准，所以，具体操作起来，问题很大。后世《三字经》讽刺道：“举孝廉，父别居。”
到了武帝时节，他雄才大略，不止战功赫赫、削藩了得，关于选官制度，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更好了，他遇到了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理论很对武帝的胃口，于是武帝打算让这套理论成为主流，这俩想法一旦触碰，就如火星撞地球：武帝下令“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学校，规定儒家经典为教科书。”这时候的汉帝国的选官方式又多了一条可以量化的标准——“茂才”，名额依旧是那么少，每郡郡守每岁可推荐一人，虽然说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但这依旧存在很大问题，武帝死后，宣帝之后统治者逐渐昏庸，于是这种没有形成严格制度的选官方式，以及这种可能掺杂大量水分的推荐制，在后世的《三字经》同样受到讽刺，“举秀才，不知书”。
汉末三国，天下大乱，曹魏摒弃旧汉的那被人诟病的选官制度，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很新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后来这套制度又被篡位的西晋全盘接受，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其实并不优于旧汉的那套制度，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有点倒行逆施的味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与当年先秦的“世代公卿”的“世官制度”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制度，自然不能造成什么有益于国家的东西，它只会催生各种高门大户、各种门阀，彻底垄断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对于寒门之子，无异于关上了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的大门。
两晋南北朝时代，时局日益纷乱，各路军阀纷纷打成一锅粥，世家子弟在这纷乱的时局里面，往往损失惨重，高门大户世家子弟逐渐衰微，而寒门子弟却在这种乱世如鱼得水，例如王猛，这样的种种叠加，使得统治者对于合格官僚的需求日益旺盛，并且对于那些世家子弟的不满程度也日益强烈。
南北一统后，旧有的早已衰微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度被正式废除”，取代这种“九品中正制度”的是什么呢，正是隋炀帝开进士科之后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在此后，先后得到大唐太宗李世民、武周女皇武则天、大唐玄宗李隆基的完善，科举制度正式踏进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一项相对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它不搞虚的标准，只以考试成绩说话，考试成绩就是选官的标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可能。
后人评价大唐历史，总会夸一句：“拔将军于卒伍，举宰相于寒门”，究其原因，那就是因为科举制给了寒门子弟一个跳板，让他们也有资格与那些豪门子弟进行一场相对公平的较量，从而赢得成为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官僚的机会。
两宋之际，科举制进一步得到改善：它的公平性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保密防范工作更加到位、内容更加客观，首先说一下公平性与防范保密工作，由于前代科场徇私舞弊之风极为不公平，这里要提到唐代的科场一种极为不正的风气，那就是在科考之前，写一篇文章然后投给某位贵人，这位贵人很喜欢你这篇文章，他就会记得你的名字和笔迹，科考结束后，按图索骥，抽出你的试卷，于是就顺利考上了，这对其他没有门路的考生极为不公。所以两宋开始糊名和誊录。这么一来，批卷官员根本不知道考生的姓名、字迹;我们再来说一说，两宋科考内容的客观变化，王安石变法时期颁布《三经新义》一改前代喜欢考校诗词歌赋，而改为考经义，这样一来，批阅会更加容易。
总之，两宋比之前代，两宋的文治更加发达，因此它科举所录取的人数远远大于前代科举录取人数，并且宋代还抓住读书人的爱名誉的心里，对于考试成绩优良登第者，一律于东华门外进行唱名，“东华门外唱名者方为好汉!”
时间到了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已经几乎彻底完善了，这个完善几乎是全方位的，首先是公平性与防范保密工作：在明清，身为主考官要是想像唐代贵人那样徇私舞弊，那就可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顺治年间的“五闱弊案”，所有参与的主考官一律斩首抄家;考生进入考场之前会遇到一队官兵秉着“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考场”的严格规定，进行仔细搜查，一有可疑立刻撕开细看。
再说科考内容的客观变化，明清两朝都是八股取士，所谓八股文，就是指有一定严格格式的文体，在这规划好了的区域作答，能够最为客观的看出每个人的具体实力，从而达到尽取天下良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