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被流放的犯人路上能逃跑吗?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公元1657年，江南才子吴兆骞在考场上交了张白卷，顺治一怒之下将他发配到宁古塔。一到宁古塔，吴兆骞就被眼前的冰封镇住了：这地儿根本活不下去啊!不久之后，吴父就收到儿子的诉苦信。吴父心疼儿子，只得狠心将儿媳妇和小姨子一并送去宁古塔安抚他。
顺治十四年冬，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南闱)在南京举行，时任右少詹事的方拱乾家发生了一件大喜事，他家的老五方章钺考中了举人，就在举家庆祝时，祸从天降!
一个和方拱乾有过节的大臣向顺治上疏，说主持江南乡试的主考官方犹与中举的方章钺是宗亲，有作弊的嫌疑。
顺治看到这份奏折时，大为光火!因为前不久顺天乡试(北闱)才发生主考官收取贿赂的事，顺治已经勃然大怒，此前自己明明特地下诏要求考官杜绝舞弊，这些官员竟然左耳进右耳出，阴奉阳违，接二连三发生舞弊之事!
尽管方拱乾再三和顺治说明自己与方犹不是同宗，没有作弊的可能。但盛怒之下的顺治压根不相信，他决定重惩南闱!便下了一道诏令：南闱的所有考官，全部处死，所有中举的考生，则一律都要来北京接受刑部调查，确定没有舞弊，再参加重考，自己亲自命题，由两江总督亲自监考。
而这一年，在南闱中举的考生中，就有吴兆骞。吴兆骞，出身于书礼簪缨之家，世代为官，他的两个哥哥吴兆宽、吴兆夏都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吴兆骞则更为出色，自幼就聪明过人，七岁能解悟《太玄经》，九岁写出上千字的《胆赋》。
寒窗苦读十多年，26岁的吴兆骞考上了举人，这本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没想到却被无辜卷进“南闱科考案”中。吴兆骞有真材实料，自然不可能作弊，即使是重考，对他也是小菜一碟。
但是在重考时，顺治为了保证考试不再出现猫腻，每个考生边上都派两个带刀侍卫站岗，这让吴兆骞觉得十分屈辱，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居然直接交了白卷!
两江总督认为，交白卷说明心虚，之前能中举人分明就是作弊，直接判了死刑。
吴兆骞大喊冤枉，经过通融申辩，交由刑部复审，刑部重新命题，这次吴兆骞再也不敢扮清高了，好好写了篇夸赞当朝皇帝的文章，以期求得皇帝的宽容。
虽然最终确认吴兆骞是有真材实料的，但皇权岂容挑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吴兆骞挨了四十大板，流放宁古塔，一同被流放的还有方拱乾全家数十口人。
按照当时的刑法，当刑部对案件作出判决后，流犯在一个月之内必须出发，一天要行五十里，假如流放里程为三千里，限期两个月到达，如果途中无故滞留，将会受到惩罚。
由于被流放的都是宦官之家，家人会花钱打点押解的兵丁，所以一路兵丁对他们还是多有照顾的，并没有受到什么苦。当他们一行到达盛京时，还遇到了因北闱科场案被流放到盛京的陈之遴。
陈之遴在被流放之前，官至大学士，官职很高。陈之遴跟当地的盛京总管协商后，让他们在盛京休整了整整二十天才继续往流放地宁古塔出发。
可出了盛京再往前走，就是关外，道路越来越崎岖，沿途有的高山连车马都无法翻越，他们只能先把车用绳吊上去，然后人再翻过去。
原本以为路上已经够艰辛了，没想到一到宁古塔时，吴兆骞等人才知道，真正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彻底明白为何人们会说“宁走黄泉路，不下宁古塔”。
明明是盛夏七月，可宁古塔早已大雪冰封，对于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这样的气候真的是要人命!
而且流犯到了这里，和坐牢不同，坐牢至少还有人送饭，流犯到这里是要服役的，要自己养活自己。为了填饱肚子，吴兆骞常常需要用斧头敲碎冰块，融化后去煮稗子(和水稻差不多)吃。
作为一般的流犯，他们不需要像重刑犯那样，戴着手铐脚镣。他们到了宁古塔各旗，旗主都会分给他们住房、耕牛和土地。
但是吴兆骞是一个文人，不会耕种又没有生存之道，刚到宁古塔时特别的辛苦。生活艰难不说，还寂寞。方拱乾虽然也是被流放，但好歹人家是一家人在一起，还能相互取暖相互安慰，而自己却是孤家寡人一个。
好几次，吴兆骞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想一死了之。但是作为罪犯，如果他自杀了，家里人都会受到牵连。
在忍了几个月后，吴兆骞终于忍不住了，给父母写了一封诉苦信。吴父看了也是非常心疼，可是又无能为力，只得狠心做了一个决定：将吴兆骞的妻子和小姨子也送到宁古塔去陪他，这无疑是对他最好的心灵安慰。
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日子虽然辛苦但也算安定来下来。
同时呢，宁古塔的官吏和当地百姓十分敬重这些读书人，对他们都会高看一眼，也不会限制他们的自由，从大将军到副都统、协领、佐领都会愿意与他们结交，文人们还可以经常相聚。
宁古大将军巴海见吴兆骞有才，就聘他为书记兼家庭教师，教授他两个儿子读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吴兆骞一家的衣食问题。
到这儿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古代最可怕的流放地宁古塔，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康熙二十年(1681年)，经吴兆骞的好友顾贞观、纳兰容若设力营救，被发配到宁古塔23年的吴兆骞终于返乡了。但在他临死前一直跟他的儿子说，很想再去长白山之麓射猎，去松花江钓鱼。
既然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要逃跑呢?毕竟逃跑就等于是逃犯，每天要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会活得更好吗?显然不能。
封建社会刑罚有五种：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发配”就是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重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充军，一种是流放，流放就是将犯人分配到边远地区服役，接受劳动改造。
其实从表现形式来看，“徒刑”比“流刑”还严重，它是强迫犯人戴着钳或枷锁劳役，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很惨的犯人就是这样的。
而“流刑”虽然也有戴枷锁服役的，但很少，因为最开始被流配的都是皇亲国戚、官员。
比如史上规模最大的流放地——湖北的房陵，秦朝时，秦始皇灭赵国后不杀赵王，就将赵王流放于此地;嫪毐被秦始皇五马分尸、吕不韦自尽后，他们的家族也都被秦始皇流放到房陵。
汉朝时，汉高祖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济川王刘邦等6位贵族也流放于此;
唐朝时，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中宗李显、唐高宗女儿高阳公主和附马、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等12位贵族也都流放于此......
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人被发配到海南的崖州，最著名的就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了。
这些人大多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争斗中的失败者，或者像苏东坡那样得罪了上司，换句话说，就是高级政治犯。
当朝者将这些人流放，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义，因为他们都是皇亲、贵族或者官宦，也不杀人犯火，如果都将他们杀了，就会给自己扣上“暴君”的帽子。
对于这些皇亲贵族、官宦来讲，他们本身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现在让他们远离经济、政治中心，去往边远地区甚至是完全没有开发的地区，可不就仅次于“死刑”了吗?
但慢慢地，一些重刑犯也会被施以“流刑”，为什么这些重刑犯，当朝者不直接将他们杀了，却要将他们送去劳动改造呢?
因为这些地区比较偏远，可以说基本上是荒芜人烟，而且古时候劳动力比较稀缺，将他们发配到这些地区，可以当成免费劳动力，对边疆进行建设，可谓是一举两得。
发配充军也是一样的，发配充军的地方也都是偏远未开荒的地方，一般人都不想去那里当兵，当朝者将这些人发配到边疆充军，就可以补充边疆的军力，而且还免费，太划算了!
可以说流放这种刑罚，主要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产物，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有一个段子这么说的：古代犯法，发配充军;现代犯法，不准参军。
但被发配惨不惨?当然是很惨的。
古代的交通非常不发达，去外地只能靠步行或者马车，皇亲、贵族或者宦官还有可能坐马车，但普通的犯人就只能靠两条腿走路，而且发配的地方最近也在一千里之外，一天走五十里，也得走20天，远的三千里，则要走60天。如果是身体素质差的，或者养尊处优习惯的，根本就吃不消。
路上的伙食自然也是很差的。流人流放中所需的食物是由途经地政府供给，食物品质和在监狱里的差不多，有时还不能足额发放，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能得到成人额定食物的一半。对于这些长途跋涉、体能消耗巨大的流人来讲，这些供给的食物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时常处于饥饿的状态。
再是路上要风餐露宿，无法得到很好的休息，遇到恶劣的天气，得了重感冒也不能休息，只能拖着病体继续往流放地去。
所以有很多人没能撑到流放地就死了，比如和吴兆骞一起被流放的八个举人之一的吴兰友，就因为不堪路途劳顿，病死在盛京。要知道他们都是官宦之子，在出发前家人都有花钱打点押解的兵丁，算是路上比较没有受苦的，都熬不住了。
而那些没钱打点的，路上没少忍受押解兵丁的虐待和勒索，就更难了!因不堪忍受非人折磨以及对流放生活的畏惧，流亡途中逃脱的事件时有发生。
所以古代被发配的犯人并不是不逃，也有逃的，但是因为很少有逃成功的，所以会让后人误以为他们都不逃。
因此，古代被发配的犯人为什么不逃?总结起来就是两大原因：
1、没必要逃
这一类主要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皇亲贵胄、官宦等，虽然他们被发配了，但由于身份比较特殊，发配时无非就是脱掉盛装或官服，变成普通百姓，家人都会替他们打点好，让押解兵丁路上对他们多加照顾。
沿途经过别县市，也会有人照顾，就像前面讲的方拱乾他们到达盛京后，遇到了同朝为官的陈之遴，就得到了特别的照顾。虽然陈之遴也是被流放到盛京的，但因为他流放之前官职很高，当地的行政长官也要给他面子的，就特别让方拱乾一行人在盛京休整了二十天。
同样的，因为是有身份有地位，到达流放地，一般也会得到当地官员的照顾。道理很简单，他们虽然被发配，但说不定什么时候皇上突然又想起他们，将他们放回去，或者他们朝中有人，替他们从中斡旋，判定他们无罪。
比如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发配到房陵，在流放的十四年后武则天突然又想起这个儿子，然后又将他召回去了。
还有方拱乾一家，方氏族人为了营救他们，斥巨资报请认修北京前门城楼，他们一家只在宁古塔呆了三年就回来了。
如果他们中途逃跑了呢?罪犯和逃犯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真能让你逃成了，那一辈子只能隐姓埋名。作为高级政治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名声，很多人还是因为被冤枉的，忍辱负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恢复名誉、恢复身份和地位。
另外，如果你中途逃跑了，那么你的家人、族人全都会受到惩罚，包括你想自杀也是不行的。
2、逃不掉
而对于重刑犯，如果家里没钱打点，路上少不得要受到虐待，自然会萌生逃意，但事实上他们很难逃脱。
一方面，这一类重刑犯要么就是真的犯了大罪，或者被人陷害，比如说《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被高太尉陷害，一般都要戴上厚重的枷锁铁链，根本就没法跑，只要一跑很快就会被抓回来，可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以卵击石。
另一方面，宋朝时，凡是重刑犯都会被“刺字发配”，就是在罪犯的额头上刻上一个“囚”字，《水浒传》中林冲、武松都有被刺字。
一旦你被刺字，无论你逃到哪里，人们都知道你是囚犯，相当于被全国通缉，即使逃跑了，也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正是这样，这些人才被逼上梁山。
而且只要逃跑再被抓回来，原本可能只是去服役个三五年，结果变成了十年二十年，甚至直接“斩立决”，原本可能不是死刑的罪，因为逃跑变成了死刑。
对于这些犯人来讲，只要不是被判死刑，人生就还有希望。一种是待到刑期服满，一种是遇到大赦。
古代大赦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新皇登基，皇帝做寿、太后生日、皇子出生等等，都有可能大赦。如果逃跑了，遇到大赦天下时，就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了。
发配流放作为特定时代下一种刑罚，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特别是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建设。
历史上被流放的名人枚不胜举，战国的屈原，因为被流放，写出伟大的爱国诗篇《离骚》;苏东坡被流放，在当地办学堂介学风，对当地的文化、医药、生产发展史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还有吴兆骞被流放宁古塔，创作了《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等，给东北文化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些有能力的人被发配到流放地，正好可以发挥他们的智慧，让中原文化在荒僻之地生根发芽。
但随着时间流逝，发配流刑作为法律刑罚越来越不合时宜，毕竟再荒僻的地方，只要融入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生产活动，就不再荒僻。
1910年，清政府公布《大清新刑律》，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体系，将主刑分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五种，也就彻底废除了流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