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后的国家，存在时间是在公元286年到公元476年，国土面积在公元395年时约200万平方公里，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政体。
简介
西罗马帝国衰亡缘于自身腐败，还是外敌入侵。罗马帝国之于西方的重要性，较汉、唐帝国之于中国犹有过之。在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屡见不鲜，可以说是历史的常态;在西方，罗马帝国之后却再无来者。
西罗马帝国版图
主要内容
对罗马帝国由全盛走向衰亡的反思，自5世纪初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18世纪末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方古典时期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西方文明从此滑入下坡路。这一不无价值倾向性的观点至少强化了古罗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以至于“梦回罗马”成了西方人挥之不去的帝国情结。关于古罗马的历史研究，虽然至今仍有很多问题存在争议，但在其衰亡的原因上，传统史学竟也达成了广泛的一致：高度文明的西罗马帝国死于自身的诸多症结，而不是境外的“蛮族”之手。上述明显带有突变论和自我中心主义色彩的观点，早已固化为一种宏大叙事，深入人心，长期以来未受到有力的挑战。
随着考古发现和相关专题研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一个在社会、经济和道德上并非病入膏肓的后期罗马帝国，以及一个在同样方面也不再一成不变地愚昧、蛮荒的罗马境外世界，渐渐为学界所认识。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一幅西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画卷已成为可能。
英国历史学家、“古典时期晚期”(公元300年至600年间)研究权威学者彼得·希瑟(PeterHeather)的《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部重构历史的力作。作者以巨人般的学术视野和魄力，重启史上最大谜团——罗马帝国神秘终结，综合利用从考古学的花粉检测到文学批评等多种方法，一手将半个世纪以来罗马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再现了罗马、日耳曼和匈人三大势力各自的发展演变以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深入分析了4世纪中叶到5世纪罗马帝国的内外矛盾，全面而细致地还原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始末，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西罗马帝国的毁灭不是因为它自身的腐败，而是因为其无节制的侵略，使它的日耳曼近邻“以它无法预料的方式对它的强大做出了反应”，而匈人力量的强势介入则大大加速了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生死博弈的进程。 全书共十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讲述了罗马帝国从建国到公元300年前后的演变过程，着重建构了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及其欧洲近邻的军事、财税、行政、社会以至意识形态方面的概貌，这些背景知识是理解帝国随后瓦解的必要前提。罗马在西起不列颠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内，成功地树立了帝国优越性的理念。这一罗马价值观(“罗马性”)将莱茵河—多瑙河一线以北的日耳曼“蛮族”排除为“他者”，一方面激起了后者觊觎帝国财富的欲望，另一方面开启了其罗马化的进程。
正是后一方面的影响，使日耳曼世界在罗马的歧视下渐渐发展壮大，以至于到4世纪中叶匈人来犯的时候，其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对日耳曼人乡村遗址的考古表明，粪肥和犁耕设备等农业新技术在4世纪已经普及。花粉检测表明，当时日耳曼地区(现波兰、捷克和德国等地)的谷物花粉达到了峰值，而草木花粉在减少，这反映出大片新土地被用来进行更集约型的耕作。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供给量，也影响到制造业，促进了人口大幅增长，创造了新财富。社会阶层随之增加，出现了自由民阶层、世袭首领和武装扈从，政治结构更加健全。然而在4世纪，罗马帝国的战略重点是应对东方波斯的挑战。自3世纪开始，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促使帝国动用所有必要的财力和人力与之抗衡，以至于戴克里先皇帝(285-307年在位)不得不在东部设置一个常驻君主，实行两正两副“四帝共治”第2页共3页的统治模式。从此，分权共治就成为罗马后期的皇权特征。这种模式有其必要性，但也埋下了周期性内战的种子。在防御波斯的同时，罗马也基本控制住了莱茵河-多瑙河一线的北方边界。虽然发展中的日耳曼世界对罗马在欧洲的战略统治地位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大于1世纪时期，但双方大体上保持着一种不平等的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整体上看，在4世纪，与其说日耳曼世界给罗马造成了威胁，不如说提供了一批初级合作伙伴。但其战略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潜在的力量一旦在某种历史机缘之下释放出来，将对罗马造成致命的冲击。
这一历史机缘正是匈人的西迁。4世纪中叶，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人突然出现在黑海北岸，驱逐日耳曼世界的哥特人向罗马边境逃难，于376年夏天聚集在多瑙河北岸。这一突发事件标志着欧洲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整整一百年后，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其间烽火四起、群雄逐鹿的复杂过程，在本书第二部分《危机》和第三部分《帝国的陨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哥特人获准入境后，与帝国产生了新的矛盾，很快引发了哥特战争(377年至382年)。
公元378年的哈德良堡一役，东罗马皇帝瓦伦斯战死，号称战无不胜的罗马军队一败涂地，整个巴尔干半岛落入蛮族之手。虽然战争最终议和，但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走向瓦解。经过短暂的平静，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危机再次爆发，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和匈人先后四次攻破帝国的西线，形势一片混乱。作者认为，这次危机是公元376年事件的重现，是由匈人的进一步西迁引发的。外患未熄，内斗又起。功勋卓著的西罗马最高统帅斯提利科成为东西罗马的权力纷争的牺牲品;同样在内战中被出卖的西哥特人，在首领阿拉里克率领下，于公元410年洗劫了罗马。作为帝国象征的罗马遭劫，使奥古斯丁深受震动，于这一年开始撰写其神学巨著《上帝之城》。他提出了极具革命性的历史观点：罗马只是一座不具备永恒合法性的世俗城市，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上帝之城耶路撒冷才是真正永恒的圣城。奥古斯丁的观点意味着罗马价值观(“罗马性”)的破产。其后，西罗马最高指挥官君士坦提乌斯镇压篡位者，安顿哥特人，恢复高卢秩序，扫清莱茵河入侵者余部，直到公元418年，形势才有好转。
公元421年，君士坦提乌斯登上共治皇帝宝座，同年即突然离世，再次引发帝国长达12年的内部政治冲突(这正是分权而治的后遗症)。直到公元433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埃提乌斯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这位西罗马最后的英雄尽管不是皇帝，但“实际上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屋大维”。他继承君士坦提乌斯未竟的事业，力挽狂澜、重振帝国雄风：“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被赶回莱茵河对岸，勃艮第人和巴高达被彻底制伏，西哥特人的嚣张气焰受到遏制，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帝国的统治。”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间，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蛮族征服者、“上帝之鞭”匈王阿提拉带领其异教徒军队踏遍欧洲，鞭笞着上帝选出的罗马皇帝，将毁灭的种子从君士坦丁堡一直撒播到巴黎城门前，“让整个欧洲化为齑粉”。最终，由于匈人的战争机器受制于后勤补给能力，埃提乌斯连续两次挫败阿提拉，挽救了帝国。随着阿提拉的暴毙，匈人帝国迅速走向瓦解，埃提乌斯也未能避免兔死狗烹的命运。匈人帝国的兴勃亡忽，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匈人最初驱使大量武装流民跨越边界带来的间接影响，远大于阿提拉直接造成的破坏。
到公元452年，西罗马帝国已经丧失大部分的疆域：不列颠全境、西班牙大部、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割让给西哥特人的高卢西南部，以及割让给勃艮第人的高卢东南部。其余地方也因多年战乱导致税收锐减。匈人帝国的灭亡打破了原先西罗马帝国赖以为继的力量平衡，一群新兴王国开始出现：西哥特人建立庞大的王国，通过照搬罗马的统治模式成为“另一个罗马”;勃艮第、法兰克、布列塔尼等王国渐具雏形。西罗马中央政权偏安于意大利一隅，垂死挣扎。
公元476年，阿提拉亲信埃德科之子奥多瓦卡发动政变，在东罗马皇帝芝诺的“默许”之下，废黜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自己随后称王。西罗马帝国就此终结。通过重构和整合西罗马帝国最后一百年的一系列事件，《罗马帝国的陨落》不仅再现了帝国解体过程的历史连贯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更贴近史实的观点：“理解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历史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把他看做一种逐步演化，而不是剧变。”作为一部“新的历史”，在立论的同时，作者对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旧”历史观点的反驳也颇能击中要害。虽然奥古斯丁与吉本相隔13个世纪，一个是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圣人，一个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反教权斗士，但两者对罗马衰亡原因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即帝国自身的腐败(尤其是道德方面)以及由此造成的内耗。区别在于滋生腐败的土壤。奥古斯丁认为整个帝国建立在统治与征服的欲望之上，这种欲望滋生罪恶(参《上帝之城》)。
吉本则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它所宣扬的“逆来顺受”态度，削弱了罗马的战争机器。作者反驳道：“任何解释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原因的理论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东罗马帝国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公元6世纪繁荣起来。西罗马帝国体系存在的邪恶因素在东罗马帝国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绝非单纯由于内部问题或外部冲击造成的。但长期以来，匈人势力在欧洲崛起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帝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内在局限性只是其灭亡的一个必要因素，如果没有匈人助推下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绝不会在公元5世纪终结。
胡适说过：“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作为规模宏大的“罗马史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全书博采地上和地下双重证据，用缜密的分析和高超的叙事重构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历史大变局，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备，蔚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16幅地图展现了罗马世界不同时期的力量消长形势，一百多页的主要人物表、大事年表、词汇表、缩略词、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读者深入古罗马世界探赜索隐提供了得力向导，足见作者与出版者的匠心，此书亦足称良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