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出生的高文彬现已94岁高龄，他曾是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担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翻译，是目前中国国内唯一健在的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作为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他和其他中国代表一起，历经艰辛，亲手把日本战犯送上了审判台。
朱耀斌是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的党委书记，他向记者娓娓道来与高老先生的过往交流，为记者勾勒出高文彬生动的形象。“高老先生是个平易近人、乐观豁达的人。他是民国时期、旧大学体制下的人才，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东京审判。”
携带几箱资料远赴异国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这场历时924天的审判，因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
因东京审判的需要，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募英语翻译，高文彬经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的推荐参加了测试，并被录取，自此与东京审判结缘。
高文彬远赴异国，随身携带几大箱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作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的证据。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高文彬通宵达旦完成了任务。
中方代表在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着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的“七·七”事变提至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再三坚持，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他们甚至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直到1946年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才突然变了脸色。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我生在北京，名字叫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作了自我介绍。
板垣征四郎等人最终因溥仪等证人的证言，被绳之以法。
把甲级战犯送上审判台
在参与东京审判中，正当所有人都疲于寻找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罪证时，高文彬偶然在《东京日日新闻》的一堆旧报纸资料中，发现了一张摄于1937年的新闻图片。“报上刊登着这两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比赛谁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最多的消息。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竞赛’，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高文彬说，这份报纸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发现，他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作为中方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人的证据。因为证据确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法庭审判，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日本战犯有罪，并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开头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判决书整整宣读了7天。
正如当年担任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生前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至今，94岁高龄的高文彬，还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