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又称黄巾之乱、黄巾民变，是发生在184年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
张角传道：太平道的兴起与黄巾之乱的开端
东汉熹平年间，钜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奉行黄、老道，依托行医在民间传道。早在汉顺帝时，就有一本宣称是于吉所著的《太平清领书》的道教著作在民间流传，按《后汉书·襄楷传》的记载：
“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在《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中记载：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符水治病救人自然不是灵丹妙药，打着“心诚则灵”的旗号，一旦有患者自愈，那便容易形成信仰，用以发展教徒。
在灵帝时期，天灾，瘟疫不断，张角以治病救人的方式传教，太平道得到迅速扩展。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弟子八人传道四方，在十余年间太平道信众达到数十万，连结郡国，青、徐、扬、荆、冀、兖、幽、豫这八州的人，从社会底层的百姓到上层官员，都有人参与其中。
三国时期“青、徐、扬、荆、冀、兖、幽、豫”八州区域图
随着教徒的增多，张角将教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
而且他们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以白土写“甲子”两个字，因为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并且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前期工作做好后，张角准备在光和七年(184)的三月五日起事。
大方渠帅马元义首先在荆州、扬州收服了数万教徒，并与中常侍徐奉、封谞联络往来，以他们为内应，准备里应外合一举起义。
光和七年二月，张角的弟子唐周做了叛徒，向朝廷告发张角谋乱的计划，汉灵帝紧急召集朝官商议对策，并派人严查京师的太平道教徒的情况，整个京师被捕杀千余教徒。马元义、徐奉、封谞都被车裂处死。
张角也被朝廷通缉，他知道事情败露，便立即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
因为他们以黄巾为标志，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
汉廷的反击：朝廷应战与张角覆灭
三月三日，汉灵帝以何进为大将军镇守都城，并且在京师周围设置函谷、广成、太谷、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孟津八关都尉，并且接受了北地太守皇甫嵩、中常侍吕强的建议，在三月七日解除了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党锢政策。
汉灵帝命令皇甫嵩和朱儁担任左、右中郎将讨颍川黄巾，北中郎将卢植讨冀州黄巾，江夏都尉秦颉与荆州刺史徐璆讨南阳黄巾。
颍川黄巾由波才率领，朱儁和皇甫嵩各领一军，朱儁先与波才交战，败。
而后，朱儁和皇甫嵩被波才围困于长社，五月，皇甫嵩兵分两路，采用火攻之计，并且当时是骑都尉的曹操正好率军支援，皇甫嵩、朱儁和曹操合兵而战，斩杀数万人。
皇甫嵩和朱儁乘胜追击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且征讨汝南、陈国的黄巾军，此后，按照朝廷部署，皇甫嵩进军兖州，朱儁进军荆州南阳。
八月，皇甫嵩在苍亭与黄巾军决战，护军司马傅燮擒获卜巳、张伯、梁仲宁三名渠帅，功高居首。
冀州黄巾由张角兄弟等人率领，卢植率军一路连战连胜，逼退张角至广宗。
此时汉灵帝派宦官小黄门左丰视察，因为卢植没有给左丰贿赂，左丰回去后诬陷卢植围而不攻，因此卢植被汉灵帝召回，派董卓接管卢植的指挥权。
但是董卓在围攻下曲阳两个月后，仍然没有取得进展，而皇甫嵩此时已经平定兖州，所以朝廷又罢免董卓，令皇甫嵩北上冀州。
皇甫嵩到冀州后不久，张角逝世。十月，皇甫嵩和张角弟弟张梁战于广宗，大破张梁。皇甫嵩随后将张角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十一月，皇甫嵩和钜鹿太守郭典又攻破张宝据守的下曲阳城，斩杀十多万人。
荆州南阳黄巾军由张曼成率领，张曼成自称“神上使”。三月，张曼成率领数万黄巾军攻杀南阳郡守褚贡，在宛城屯兵一百多天，后来继任的南阳太守秦颉击杀张曼成。
张曼成死后南阳黄巾军以赵弘为帅，并且占领宛城，当时南阳黄巾军已经有十多万人。
从豫州战场增援的朱儁，联合荆州刺史徐璆以及秦颉合兵围攻赵弘，僵持两个月。
后来朱儁急攻，斩杀赵弘，南阳黄巾又以韩忠为帅，朱儁采取缓兵之策，趁胜北追，韩忠投降，但因秦颉对韩忠有私仇，擅自将韩忠诛杀，导致黄巾又再次叛变，推举孙夏为统帅。
朱儁再次讨伐，将孙夏击杀于西鄂精山，斩杀万余人，余下的南阳黄巾军才溃散。
黄巾之乱的影响范围
张角于光和七年(184)二月起义，年末时黄巾军主力被消灭，该年因此而改元为中平元年。
主力被消灭后，黄巾军余孽犹存。从中平二年到中平五年，扬州、荥阳、西河、益州、汝南、青、徐州、葛陂、白波等地都发生过黄巾军叛乱，当时的东汉政府也是一直派兵去镇压。
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联军开始反董，部分的黄巾军和反董军开始了短暂联合，但是当时各地依旧有黄巾军不断起事。
初平三年(192)，在青州发生了一次大的黄巾军叛乱，百万青州黄巾军入兖州，后被曹操攻破，曹操接受黄巾军三十余万降卒。
建安年间，曹操、李通、朱治、乐进曾讨黄巾军。关于黄巾军在历史上作乱的最后一次记载，是建安十二年十月(207)青州黄巾作乱，杀济南王刘赞，此后再无记载。
中平元年(184)，位于汉中的“五斗米教”教主张修也起兵响应张角，位于冀州常山国周围的农民也纷纷起兵，其首领为张燕等人，因多依据黑山(太行山一带)对抗汉廷，史称“黑山军”。
甚至连交州的士兵和凉州的羌族也先后发生兵变，对抗汉廷。
特别是凉州之乱，以韩遂为首的叛军成为汉灵帝的心腹之患，韩遂占据凉州金城等地割据达几十年之久，一直到建安年间才被曹操派夏侯渊剿灭。
关于黄巾起义的起因探讨
为什么黄巾起义会发生?何兹全在《三国史》中写道：黄巾暴动的出现，是东汉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商人兼并的结果，是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结果。
东汉末年有两个非常大的问题：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
土地兼并在东汉时期是一直存在的，并且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当时的豪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后汉书·刘隆传》记载：
“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
而且随着东汉政治腐败，外戚和宦官轮流夺得权利，加以世家豪族不断壮大，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是土地兼并。
由于土地的有限性，有限的土地逐渐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就没有了土地，他们变成了流民。
但是流民问题早在西汉初年就存在了，等到东汉建立之时，这种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除土地兼并之外，还有天灾，饥荒，洪水，瘟疫等情况，造成大量流民的出现。
政府虽然多次派官员给百姓赠药，免税以安抚百姓，但是阻止不了流民倾心太平道。按《后汉书·杨赐传》记载，时任司徒的杨赐曾对解决太平道的问题提出建议：
且欲切敕刺史、两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
东汉政治更是日渐腐朽，汉灵帝贪恋钱财，公然卖官鬻爵。
汉灵帝执政之初(168)，虽然段颎在努力下平定了凉州羌乱，但是鲜卑寇边又成为东汉政府的难题。
熹平六年(177)，汉灵帝不顾蔡邕等大臣的反对，组织三路大军出塞征讨鲜卑，反被鲜卑首领檀石槐打败，战士损失大半，政府军费也为此亏空。
以至于汉灵帝开始卖官粥爵，来满足私欲。
汉灵帝对钱财的迷恋又是自私的，导致国库空虚，买官的钱财入了自己的西园，用于自己享乐。甚至在黄巾起义爆发后，时任北地太守的皇甫嵩还向汉灵帝要求把自己的私财拿出来当军饷——
《后汉书》：“以为宜解党禁，益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
这里说的就是中尚方、中御府、西园等地的汉灵帝小金库。
东汉末年，在农民中传布最广的是道教，在延熹八年(165)，汉桓帝公开祭祀老子，张角的太平道奉黄、老道，依托行医治病在民间传教，而且农民散居四方，组织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依靠宗教信仰。
因此黄巾起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着宗教性质的。
在张角之前、之后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熹平年间，“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这“妖贼”的“妖”字就是表明了起义者的宗教性质。扬州刺史臧旻经过前后三年努力才成功平叛。
《曹全碑》：妖贼张角，起兵幽冀。
《典略》：初，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
由此可见，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都是宗教组织，虽然有失去土地的流民参与起义，但是“宗教性质”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黄巾起义的口号也是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甚至在初平年间，兖州黄巾军将领写给曹操的劝降信中，其口号“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并没有提出分土地或者其他明确具体的主张。
黄巾起义也并非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大泽乡起义起始是陈胜、吴广因为去渔阳戍边，不能如期到达，为了活下去对秦朝暴政而发动的兵变。
陈胜、吴广虽然使用了“鱼腹丹书”等迷信手段来笼络人心，但这和宗教绝不能等同，其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具有明确的政治斗争对象。
黄巾起义的结果是失败的，但是黄巾起义并没能给东汉敲响警钟，皇甫嵩破黄巾后威震天下，而朝纲日乱，海内虚困。
甚至董卓进京时上书中也提到过宦官张让等人占了雒阳各郡数百万膏腴美田。但是黄巾起义却是东汉彻底分离崩析的开端，其后地方叛乱此起彼伏。
